蔡恩泽

　　印度政府近日宣布正谋划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充分发挥其低成本和人才优势，投入100亿卢比(约合2.5亿美元)开设3个纳米研究机构，利用最前沿科研力量推动纳米技术的应用开发，将印度打造为世界纳米研发中心，体现了印度政府决心努力锻造“知识经济”的战略构想。

　　同为发展中国家，同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人口大国，在过去几十年的龙象之争中，印度经济稍逊一筹，如今正暗暗较量，与中国“背道而驰”，走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依托知识经济

　　印度科技部秘书拉姆萨米博士认为，政府如此倾力支持科研项目并不鲜见，上世纪90年代印度曾提出把IT产业和生物科技作为国家项目。这次把目光聚焦于被誉为21世纪前沿技术的纳米科技，同样是为促进知识密集型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2000年，当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就提出印度要成为“知识大国”的主张，主旨是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短缺带来的机遇，使印度未来发展以面向全球的服务型知识经济为主，走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2002年，印度计划委员会在推出其《十五计划》的同时，发表了《印度2020年展望》报告。这份报告阐述了印度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构想，体现了瓦杰帕伊总理的战略主张。

　　印度计划委员会认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已经替代了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1世纪，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经济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过去的3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主要出现在制造业，而下一个浪潮则出现在服务业。印度与制造业转移的浪潮擦肩而过，决心赶上服务贸易全球化的浪潮。

　　印度政府明智地预测到，下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将出现在服务业上，是建立在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之上。在未来的15年中，发达国家的低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趋势将导致人力资源的大量短缺，这对那些能够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务的国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

　　事实上，在知识经济的服务出口方面，印度确实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一是拥有一支庞大的讲英语的科技和专业人员队伍。印度是个讲英语的人口大国，人才国际化先天性高。印度高等教育发达，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为310万人，到2010年毕业生的人数还要增加1倍；二是劳动力成本低。例如，印度从事外包服务的雇员工资要比美国的雇员低1.5倍到12倍。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印度因拥有大量劳动力成本低、高素质的IT人才而被跨国公司看中，成为全球软件行业大国；三是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趋势。据预测，到2020年，印度15岁-59岁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35%升至47%。

　　近几年来，在知识经济战略的指导下，印度软件服务业和制药业异军突起，一路领先，使印度在逾8%的GDP年增长中，服务业贡献比例达到50%以上，远超一般发展中国家，甚至连中国也望其项背。

　　目前，印度在软件开发、外包服务、工程咨询、研发服务、生物技术、医药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印度经济独辟蹊径，依托知识经济一枝独秀，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增长模式令人叹服

　　如今服务业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印度正在拼抢这块“大饼”。

　　印度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者，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能制造业。

　　印度经济中比较发达的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在印度GDP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而工业只占到其GDP的27%，整整比中国低20个百分点。但印度最为引人注目的服务业是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这使印度成为“世界后方办公室”。

　　而中国选择了“两头在外”、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工业比重在GDP中所占比重极高，目前为47%，“中国制造”成为中国一张骄傲的名片。

　　发展模式决定了GDP的结构特征。在印度，消费是GDP的主体，高达64%，即使在崇尚消费、追求享受的欧洲，这一比例也只有58%，日本则是55%，而中国仅为42%。

　　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惠及本国社会。印度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优于中国的资源动员模式，因为，这种消费驱动模式比起其他发展战略来说，更有效地为民众谋求福祉。

　　过去20多年中，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增加4倍，仅据2001年的统计，印度就有6000万个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5口计算，印度有中产阶级3亿人，即便是挤去水分，也有2.5亿。而中国目前满打满算仅有2500万中产阶级人口，是印度的十分之一。

　　同样是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凸显，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突出，而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国为0.41，而中国是0.45。

　　但印度模式也有缺憾，其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迟缓，不能为数额庞大的农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农村面貌远落后于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印度社会远不如中国稳定，印度教与穆斯林教的冲突不时把印度推向战争的边缘，国民在诚惶诚恐中度日。印度虽然有很多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广大人口的识字率还是不如中国。这些都是印度经济的内伤。

　　中国面临印度的压力和挑战

　　在未来几十年中，印度很可能成为第一个通过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起家的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全球第二波经济增长浪潮中，印度已占得先机，显示出在服务业中对中国的压倒优势。

　　在服务领域，美国对印度的依赖，已经不亚于其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依赖。被誉为“世界大脑”的美国著名的硅谷不过拥有12万IT工程师，印度的Bangalore竟集中了15万IT工程师。美国各大跨国公司都指望印度人的后援服务。GE的资金服务部门有16000名印度雇员，GE的John Welch技术中心也有1800个印度雇员。美国政府的财政根基—税收财会，也越来越依赖印度人的服务。

　　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印度投资一美元所得回报远远高于中国，而且能够把赢利留在国内。

　　而中国的制造业，利润更多的是被外资盘剥鲸吞，除了减轻一些就业压力外，自己获益甚少，贴牌制造一部手机，只能赚到一把大葱的利润，人家吃肉，我们啃骨头，还把污染留给自己，在国际上又背上恶意倾销的“黑锅”。

　　与中国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前景被经济学家们日益看好，被视为未来真正的超级大国。

　　首先，印度是个英语国家，英语是其官方语言，在占领国际服务业市场上具有天然优势。正是对这一优势羡慕不已，中国也在大力普及英语，许多农村的中心小学已开设英语课。

　　其次，印度的金融市场较为宽松，民营企业容易融资。而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是侧重服务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在银行大笔得到贷款而且造成大笔坏账相比，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可能性上都要小得多，不利于有竞争力的企业成长，更难以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而且，印度的民主制度正在开始发挥优势，健全的司法制度在保护商业合同、知识产权方面，比中国有效得多。中国的司法诚信度较低，行政干预较多。而服务业比起制造业来，更依赖于司法保护。

　　“巨龙已经入场，但须留意大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篇评论中如是称。

　　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未来几十年只有改革教育体制，健全司法制度，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夯实服务业的发展根基，中国“巨龙”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与印度“大象”平分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