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民——长期可持续发展之研究》（节选）

农业生产现代化与农田基本建设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农民辛勤工作改良土地，就不可能应用诸如拖拉机、耕耘机、收割机、播种机、移植机等农业机械，而且灌溉系统也不可能从人力挑水改变为电力灌溉。

人民公社时期之所以能达成这些成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任何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都必须要将剩余（surplus）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意即，不发达国家必须靠农业的剩余来对工业进行初始投资。换句话说，为了使工业部门增长就必须「剥削」农业部门。对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改革后的中国来说，问题在于从农业部门移出剩余的时间持续得太久了。如果农业部门在初始时期之后没有得到重新补充，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生产现代化。

表二：国家与集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化

表三：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的现代化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里，在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之下，国家所推行的政策是逐渐减轻农业部门的负担，并且随着工业部门的增长，国家也重新补充了现代的农业投入。表二显示了1957与1978年间农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比例趋于下降，而国家在农业上的开支占国家总开支的比例是趋于上升，对农业部门来说，交易的条件变得更加优惠。再者，在国家对全部重工业的投资中，对生产农业投入品的工业（诸如拖拉机和其它农机）的投资所占的比例也趋于增加。国家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将农机卖给公社与生产大队。价格的降低才使得不同层级的乡村生产单位能够购买这些投入品以将生产机械化。除了这些来自国家的贡献之外，还加上农民极为辛勤地工作，如前所述的农田基本建设与其它土地改良工程。这意味着公社与生产大队取用它们的公基金并将劳动力从农业工作中转移出来，用于建设它们的未来的投资。

除了这些大型的农业机具之外，在中国农村中也采用了一些简单的机械来取代打榖或加工所需的人力。例如，一个公社拥有并经营的碾米厂便以处理机取代了手工捣米，并且将加工一吨米所需的人时（man-hours）从400缩减为10（Eckstein，1978：89）。

乡村工业化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一部份。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为了推进了中国乡村地区的工业化，但是大跃进期间开始的工程与工厂无法持续下去。当时没有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跃进的许多工程进行得太过匆促。另一个原因是1959-1961年的欠收（即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中国遭遇了旱灾与水灾。我们需要一提的是，当今大跃进已经被一些人加以妖魔化的严厉谴责。有一群中国「学者」花了许多精力，极力想「证明」大跃进时期吓人的死亡人数。大跃进时确实犯了错误，在一些地方的确发生了饥荒，有许多人死亡，然而这些「学者」宣称有三千到五千万人死亡却是非常夸大的，是完全不确实的[10]。

到了19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开始急遽增加，许多从前被关闭的作坊与小工厂被重新启用并开始繁荣发展。在初期有五种小型的乡村工业──肥料、水泥、小型钢铁、农业机械与发电站。随着农业生产采用了更多的现代的投入品，附近的工厂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供应系统。这些工业使用当地的原料，例如水泥工业，省下了昂贵的运输成本。农业机械厂提供实时的维修服务。农民尝试错误、反复摸索，才逐渐成功地建立起这些工业。随着这些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整批新的技术人员。因此，乡村工业化从原本的五类工业开始，扩展到食品加工和其它农产品加工，制造脚踏车与其它轻工业产品，生产纺织品以及纺织工业所需的机器，以及生产各式各样的其它工业产品。

根据1975年访问中国的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纪录，当时中国的农业机械制造工业很有活力，其产品与制程都不断地改进与升级。因此，国家把较简单的机械，转移给公社和生产队所拥有与经营的工厂进行生产。据这个代表团观察，这些工厂：「日益进步，能够克服更多的生产问题。」（Perkins ed.，1977：119）代表团也肯定乡村工业化已达成的一些其它目标，诸如降低了都市化的速度，克制了对外国科技的依赖，缩小了城乡之间、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在社会与经济地位上的差距。而且，代表团还肯定这样的发展有助于将技术能力扩散到整个乡村人口中（Perkins ed.，1977：116）。因此，大跃进给了农民工业化的挑战，而农民不仅克服了此一挑战，而且还大大超越了它。

根据一个知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埃克斯坦所说，1950年代的中国在都市仍有失业的现象残存，在乡村仍有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 的情况，尤其是在冬季农活稀少的时期。埃克斯坦在他的文章中说，工业、交通以及其它部门的快速扩张解决了都市的失业问题，而乡村的农田基本建设则吸收了乡村地区就业不足的人口。埃克斯坦也说，大跃进是第一个有系统、有意识、全力以赴地利用劳动（中国充裕的生产要素）来创造资本（中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运动。他还认为，虽然大跃进由于许多计划与执行上的错误而失败了，但是大跃进的概念作为一种发展策略，非常适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意即劳动充裕而资本稀缺）（Eckstein，1978：88）。

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村地区很少有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迹象。如前所述，中国农民一年的平均工作日，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Rawski，1979：7-8）。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发现，中国农民并不害怕农业机械化可能会造成失业。相反，他们始终发现「中国人将机械化视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并将劳动力释放到更有生产性的工作中。」（Perkins ed.，1977：118）事实上，到了1970年代中期，许多乡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工厂在耕种与收成的农忙季节必须停工，让工人可以到田里协助播种和收割。

农业现代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作物品种的改良。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公社与中央ZF设立了四万多个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stations）[11]。这些改良站的网络遍及整个乡村地区，并且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吴国宝，2000：181）。

据一位农业专家托马斯维恩斯（Thomas B. Wiens）所言，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改良作物品种，靠的就是这些位于不同气候区域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他说：杂交稻米异常快速地由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显示中国在将作物培育成果加以推广的速度上，有能力比其它国家快上好几年。在热带以外的大多数培育计划从开始杂交到大规模生产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因为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择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中国已经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这个体系通常包括三个改良站，一个在原产地省份，另一个在南昌（江西省），第三个在热带的海南岛。……再者，透过「四级研究网」（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体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鉴定以及大量繁殖（Wiens，1978：680）。

在人民公社制度之下的二十年间，中国能使其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原因有几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公社与大队发动农民，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大量劳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极勤奋地将心血投注于他们的未来与中国农业的未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社、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将农业的剩余储存为公积金，然后把公积金投资于向工业部门购买农机和其它现代的农业投入品。最后不能忽略的原因是，国家推行了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在初始的几年之后，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减少从农业部门移走的剩余，并且尽可能地提供金融资源和农业生产与现代化所需的工业产品，重新补充农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