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中国的两个习惯
其一，ZF垄断了组织；其二，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
应该了解中国存在两个习惯。其一，ZF垄断了组织，一切组织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在ZF的统治下开展活动，否则将被认为是ZF的对手而会视为是危险的。历史上的非ZF组织只有秘密组织和商业行会。但由民众构成的组织被认为是充满危险性的。ZF一直由一群占很小比例的行政官员和地方法官组成，他们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很大的距离，依靠威望而非实权实施统治。因此任何能够指挥群众运动的新生组织都被看作一种威胁，必须在萌芽状态将其扼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组织是以组织者个人为基础，成员对组织者的忠诚如同公民对统治者的忠诚，新的组织意味着新的领导者的出现，自然而然成为在位统治者的竞争对手。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看，所有的新组织最终都被纳入ZF的管辖范围，包括1898年天主教会以及近至去年刚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社（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现代的风尚是组织运动和建立各种全国性组织，因此，这类运动和组织由官方人士发动起来，例如，新生活运动以及蒋夫人领导下的妇女分会。然而这些组织存在的意义不仅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最主要的是便于监督管理。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西方形式开展教育、领导、游说等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阻止不受官方控制的竞争社团的成长，防止其对官方垄断组织造成威胁。例如，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一些校园被用来开展活动，而在另一些校园则用来阻止某些活动的开展，事实上，三民主义青年团经常进行跟踪、监视的活动，因此西方人称其为间谍组织。
其二，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批评涉及个人的背景关系，而个人关系又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批评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而非不同意见的表达。这部分上属于面子情绪——如果一个人失去其他人的信任，那么他很快便会失去更多人的信任；不论他是ZF官员还是商人，亦或是统治者，失去其他人的信任将直接使人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在中国社会，大部分社会地位都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所以如果你发表批评意见，这会立即变成你是否信任他的问题。一位对中国的一些情况提出批评的记者很可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幸的是，我们西方人对此并不理解，也毫不在意，我们认为批评使人进步。中国人却不会对他们自己展开任何的批评，似乎批评比猥琐的暴露狂还要糟糕。
主要问题在意各省份的人民大众。去年春天毕范宇周游了9个省，拜访了各省主席和20位县长。他得出一个结论，即国民党与ZF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将两者分离并保留其一是不可能的。极为自然而然的是，当地小学校长兼任当地的政党领导，县长兼任县里的政党领导，你无法区分政党与ZF，正如在重庆你也无法区分ZF部门与党派部门一样，这是一党专权，权力如此之大，与美国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竞争权力，一家掌权，一家永远在野急着接掌政权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体制架构的不同。如果不彻底改变或削弱这种体制，那么其他少数党派将永远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
（www.earm.cn/田成杰2013-12-2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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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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