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研究生独立意识　敢于叫板导师

“ XX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教师名片上的头衔大都十分显赫，但其中有些老师对于研究生来说，其主要的身份却是“老板”。研究生为他们的项目、课题工作，从而获得报酬或压根儿在当“免费劳工”。此种关系对耶？错耶？此种现象是耶？非耶？众人说法不一……

从研究生变成学徒工

春节过后，好久不见的导师李教授终于出现在实验室里。“老师，别再让我‘打工’了！”小黄想了好久的这句“请辞语”在嘴边转了一圈又吞回肚里，原因当然是怕得罪老师。

学习物理的小黄在我市某高校读研，可是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只能为了李教授承接的各类项目而疲于奔命，每月只获取400元的报酬。小黄是沈阳某高校应用化学专业2005届毕业生，为了自己多年的兴趣，义无反顾地选择读物理研究生。可是读研后，小黄的时间和精力却大都花在了“工作”上。他做的第一个项目是一家企业的设备研发，接下来维修的、测试的……五花八门的项目就接踵而来。“开始，我还有些受到重用的成就感，可是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时间塌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专业，不少项目还跟我的研究方向风马牛不相及。”小黄苦闷地告诉记者，“再说，报酬也太低了点，我本科毕业后随便找份工作也比这强吧。”

谈到对自身的评估，小黄的自信心已经动摇：“我干的活与本科生在公司干的没有区别，而且由于教材永远落后于市场，所以如果我进入职场，必须经过再学习。”那么，既然导师不如意，有没有想过炒导师“鱿鱼”？“在导师面前，研究生只能认命。”小黄说，“我准备埋下头来辛辛苦苦给导师干三年活，混个毕业证，顺便挣个生活费。希望毕业后能利用导师的影响力，在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地方觅得一席之地。”

“校园‘劳工’”不在少数

近日来，记者走访了我市的几所高校后了解到，小黄的境遇并非个别现象，一些在读硕士生、博士生都表示，在读书期间都或多或少有一段时间处于替导师打工的状态。

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小张告诉记者，他利用课余时间，经过两年走访调查后写出的一篇管理学方面的论文，被导师作为自己专著的一部分使用了，而在书出来后，导师只是口头对他表扬了一下。小张说，现在校园里，导师使用学生当写作“劳力”的情况很寻常，小到查找相关资料、翻译国外文献，大到学生未经发表的好的学术论文，一些导师欣然“享用”，而“讲究”点儿的导师会把学生的名字和自己的署在一起，或给予一定的报酬。而“不讲究”的导师就什么都“不讲究”了。

“替导师做苦力，这种事在校园里听得见得多了，差不多就算是‘行规’了。”我市某高校化学系研究生小汪透露，导师揽的工程，学生廉价或免费出力，这是高校里的“潜规则”。一年前南方一家化工厂为配方一事找到他的导师，随后，该导师将任务分解给自己名下的研究生开展工作。每天他们上课的内容就是替导师完成此项工程，经过近一年的研制，项目成功了，但他们这些一线的研究生们每人却不过拿到三四百元的“补贴”。“厂方给出的研究经费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但不可能是三四位数吧。”

身为研究生的小吴和小刘几乎每天必修的“课程”就是替导师翻译各种外文书籍、资料。“我们这些研究生变成了导师的‘研究工具’，近两个月了，我们四个人几乎每天都被‘关’在实验室里，查找各种外文资料来帮助导师做研究，而且这项研究与我们的课题还丝毫没有关系。有时活儿多起来经常要忙到半夜，第二天一早还要起来上课。这简直是对我们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我们都是刚考上的研究生，真不知道读研的日子是这样的。”小吴向记者抱怨道。

各有各的说辞

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学生帮导师工作，在高校里司空见惯。即便某些学生不满导师的行为，但为了能顺利拿到学位毕业，大多数学生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在全国考研的千军万马之中脱颖而出，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何其不易，哪一个学生不期待圆满完成三年学业呢？所以有些事能忍则忍吧。”研究生小陈说道。

“如果读研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老板’干活，读研还有什么意义呢？”研究生小许说，他非常渴望能够改变目前这种导师“强迫”学生的状况，“不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真的完了。”

对于以上观点也有不少学生表示了反对，他们说，虽然替导师工作苦一些，又赚不了多少钱，甚至是不赚钱，但毕竟能学到课本外的许多知识。我市某高校金融系研究生小车说：“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把给导师打工当作进入社会的模拟考试，替导师干一次活，自己也就多了实战练兵的一次机会，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唯其如此，毕业后才能更快适应社会上的工作，而且很多工作本身也是对本专业的学习过程。”还有个别研究生说自己的导师给予的报酬十分可观，学习法律的研究生小孔告诉记者，每月跟导师工作能拿到2000多元，有时可拿到3000元，大大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导师与研究生本来是一种典型的师徒关系，但很多学生都将自己的导师称之为“老板”，这让许多导师也感到很无奈。我市沙河口区某高校计算机系的一位硕士生导师对记者说：“面对一种集体性、团体性的科研项目，老师要寻找合作伙伴。除了尖端的科研内容要其他专家一起参与外，比较基本的操作，学生就可以胜任。你不能让每一位专家都从基础做起，那样将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而自己带的学生来做这些基础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虽然这样做会占用学生的一些学习时间，可是为了科研的便利或者赶时间，只好这样了。再说学生帮我们，能强化动手能力，增强感性认识，也是提前进入社会的一种实践锻炼。”

“高校普遍研究经费不足，出现导师接项目、学生当劳动力的现象也是在所难免。学生搞的课题研究，如果没有导师的背景，就是再优秀、再有创新，也是不会有人拿钱支持的。没有导师的对外运作，学生不可能申请到科研项目资金，说得庸俗点，有些杂志导师不挂名，学生的论文发表都难。”一位高校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多管齐下革除弊端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博士曾针对中国很多研究生都在给导师“打工”的情况表示：“在斯坦福，我们看待研究生就像看待我们的同事一样。”据他介绍，该校的研究生基本都替教授的研究团队工作。“由此可见学生给导师工作并非我国独有，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关键是我国目前导师体制、相关法规及个别导师道德的缺失造成了眼下的状况。”我市一位教育专家表示，“如果能有相关规定进行束缚，使导师不能让学生参加与学业无关的项目、按照一定比例付其报酬，那么学生给导师工作反而能起到加强实践、拓展专业知识面等作用。然而目前却只能依靠导师们自身的道德水准来进行自我约束。”

这位专家表示，导师在高校中一般有教学和科研两项任务，我国的导师制是一个岗位，虽然正教授有带研究生的资格，但没有带学生，也不能称为导师。而研究生与导师都是自愿选择制，学生在选择导师时，一般要看导师的人品、学术方向是否与自己相符，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导师有没有充足的课题研究经费，因为高校中研究生的培养其实就是培育科研人员。而一般高校划拨给导师的课题研究经费有限。这样，没有经费就不能进行课题研究，没有课题资源就不会有学生选择自己为导师。而为了筹集经费、增加科研项目，导师又不得不出去揽项目，导师带的研究生自然而然就参加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来了，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导师与学生之间演变成“雇工式”的怪现象。记者了解到，在一些发达国家，导师的研究经费充足，导师拥有科研课题的财权和人权，对研究生的使用就得当一些。因此，眼下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

对此，我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导师说，现在我市一些高校硕士、博士导师们的科研经费相当少。为了科研项目，他们希望通过知识来赚钱，直接的做法就是开公司、申请投资等。然而这种做法代价还是很大的，导师随意使用学生，学生只能耽误学业帮助导师。时间长了，就出现了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摩擦与纠纷。“当前高校普遍研究经费不足，国家允许高校办企业，在现行高校体制下，我们该怎样约束教授的权力、行为，我们该怎样防止此类隐性教育腐败，我们该怎样赋予学生民主权利？对此应出台专门的管理法规，这样高校才能依照法规协调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

我市某高校的一位硕士生导师则指出，改变眼下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改变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目前作为弱势的学生，永远在被选择而没有选择权。为什么学生不敢向系里和学校反映那些问题？就是因为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如果改变这种关系，导师也就会有所顾忌。如何改变呢？他主张实行双向选择：“研究生一年级不要分导师，让他们充分地了解导师的情况。那些经常利用学生当廉价劳动力的老师，在学生中的口碑肯定不好。研究水平和人品都不好的老师，在双向选择中就会被淘汰；同样，如果学生一入校就混日子，也会被淘汰。” 本报记者孟楠

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平衡机制作用

一名自称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的网友近日在网上发帖，指名道姓称遭到导师虐待。有媒体转述该校调查小组初步意见，认为有部分内容属实。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师生关系方面，一般都还是温情脉脉并其乐融融的。在象牙塔里长期浸淫的教授们，不会太过不讲师道，只重科研言传，不重做人身教。而研究生们，相比较来说，总还是弱势群体的角色，也不至于欺师灭祖，顽劣到要跟自己的导师对着干。缘何师生之间闹到如此尴尬境地？

鉴于正式的官方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也只能从媒体报道中的现有材料进行分析，觉得还是导师的教育培养方式出了点问题。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该导师在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弱点，用媒体调查的话来说，基本同意他“比较简单粗暴”。也许是个性使然，而作为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科研压力之下，精力和耐心自然要被挤压和消耗掉一部分，面对的研究生，又都是成年人，研究生的导师不是中小学教师，似乎没必要做太多的教育心理学实践了吧。

现在的科研团队，尤其是理工类的实验室工作团队，跟一个企业的运行没有太大区别，作为负责人的导师，跟企业的“老板”，从领导学的角度讲，似乎并无二致。近些年来愈加扩大的导师自主权，也使得这个“老板”的角色愈加强化。越来越多的“老板”决定着研究生的科研经费，发表文章和毕业答辩也基本都是“老板”说了算。说导师把握着研究生的发展前途，应不为过。但是，即便是一个企业，也要尊重基本人权，尊重劳动法，研究生导师还必须遵守校纪，遵守研究生培养的有关规定。体罚或精神虐待自己的研究生，已不是一个“简单粗暴个性”这样的理由可以对付过去的了。一个不讲领导艺术的领导者，自身的能力再强，团队精神也无从发挥，很难有什么成就。何况与自己的多数学生反目成仇，从中国的师德传统来看，也足够斯文扫地的了。

另一个方面，从学生的角度，中国的研究生恐怕也有个心理调整的问题。与欧美发达的研究生培养体系相比，中国的研究生显然有被宠坏了的嫌疑。长期奉行的严进宽出体制仍有重要影响，考研与培养的比重，在多数研究生的心目中还是明显失衡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一些在培养过程中正常的淘汰和失败，研究生们是很难以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坦然接受的。科研是复杂的，对于理工类学生来说，研究能力与培养途径不符，实验失败，毕业延期，甚至失去学位，应是科研上的常事。而由于导师自主权的扩大，这个决定研究生前途的压力，自然集中到导师身上。研究生清醒地、公正客观地对待自己导师的否定性意见，需要勇气和成熟的心理。当然，在一个愈加讲求公民权利的社会，成年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应是每个公民必须严守的道德底线。

在科研质量和研究生权利维护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衡机制。真正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是一个好的思路。现在的研究生培养，从培养计划定制，到中期考核，再到学位答辩，整个程序是比较完备的了。而且，目前在强调导师自主权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引入了导师和研究生双向选择机制，这避免了进了门就定终身的科研歧途，应予倡导。学术委员会也应在充分听取导师主导性意见之后，对研究生的真实研究水平给予符合实际的评价，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有权进行干预，充分维护其基本权利的，必要时，也可以对导师的师德和工作方式给予告诫，甚至进行工作调整，当然这个又要扯到中国高校体制中的产权性质上来了———谁来授权？总之，就目前看来，学术委员会的权力显然并没有得到各方的尊重。

现实中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野蛮”教授。

“野蛮”的教授会冲着自己的学生发火，但面对校长他会没有了“脾气”，对管理他的组织部长说不定还会很“驯服”，他更不致于会“野蛮”到对教授的评委们也会发火；教授脾气暴，而这坏脾气只是面对学生时才经常的“发作”与“野蛮”地显现，这就在于对其缺乏一种约束机制。除了因为他个人的道德修养极差之外，其它的那些坏脾气都是现行的机制惯坏的。我们的制度是应该要让那些不尊重他人的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让所有人都能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