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xhclub.net/forum/viewthread.php?tid=26108&extra=page%3D1&page=11

    最初，西欧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派生产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欧各国的对外战略重心开始不再限于美国一家，安全问题淡化使得西欧国家在对外交往上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此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提升，加强和亚洲国家的交往对西欧各国而言都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举措。1993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新“亚洲战略计划”，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和印度列为其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加强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在对华经济交往中，原本法国是德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中国政府之间传统上的良好关系使得法国在对华出口中较之德国要占得先机。而在1991年至1993年之间，法国对台军售事件将原本势头良好的中法关系一下子被推到了“冰点”状态，这一短视的做法使得法国在对华经贸交往中遭受了始料未及的重创——1993年，中方先后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专案，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专案；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在长打半年的时间里，双方政经交流完全处于冻结状态。

而当时德国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得以大举进军中国市场，1993年科尔访华，随行的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大批的德国企业家。按照德国《世界报》的说法，“1990年代初受法国对台军售影响，中法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国趁机拥抱德国”。而在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问世，欧美之间，更确切点是“法德轴心”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处于制衡美国力量的考虑，德国开始进一步得提升与中国以及与俄罗斯的交往层次。

仅从现在中德各自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来看，两国间并不应该存在太多的对抗因素：德国的大宗出口贸易主要是化工、机械这样的高端产业，中国制造业到目前为止尚不可能在这个层次对德国造成挤压，相反这样的两个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应存在很多互补之处。而中德关系的现状却显然和这相去甚远。

显然，我们不能将中德关系的急转直下归结到默克尔个人身上——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无论它的政权组织是以何种形式来实现，其中在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都必然是一个精英群体，仅凭某一个领导人个人的理念而使得国家的大政方针出现改变，即使是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中都是无法想象。而同时，任何一个这样精英团体都不会如民间那样仅仅基于“意气”而做出某种决策。因此，答案还是得从现实利益上来找。

就笔者看来，中德关系恶化，其根源有两条：其一，欧元升值。早在2003年，欧元总体趋势便开始走高，2002年至2003年曾升值近40％，而这主要仍是缘于全球性的美元的流通性过剩。从德国的经济特性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经济体系，一直以来缺少的是矿产、能源类的资源类产品，大宗出口的则是化工机械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在不少高端领域，德国企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当欧元开始温和上涨时，最初这其实是降低了进口工业原料所需绝对成本，进而等于提高了其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所以最初德国人对汇率上涨不但不敏感，反而因此还增加了收入。默克尔上台后，德国经济在产业升级和产业效率均为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得以一路走高，很大程度上正是拜欧元升值所赐。而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低价消费品，使得德国国民在收入维持小幅增长的情况下，可以消费更多的进口初级工业品，而且由于“中国制造”的存在，使得过去若干年德国等发达工业国的通货膨胀总体上可以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的幸福感。基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在欧元汇率问题上和法、意等其他欧元区国家曾一度分歧严重（向比较于德国而言，法国、意大利等国经济更依赖于第三产业，故其对欧元升值更加敏感），德法关于欧元汇率的口水战几乎贯串了整个2007年。

而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持续发展，其对资源类产品需求的稳步提升，逐渐导致工业原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水涨船高，不过由于这些产品目前仍多以美元计价的，所以对德国而言，欧元继续升值似乎仍旧可以抵消掉进口资源类产品价格的部分涨幅，最多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廉价了，但仍旧可以倚靠这些发展中国家对高端工业品需求增长拉动出口增长来进行消化，因而仍还可以使经济维持总体平衡并略有增长。（如果考虑当时与中国正维持相对良好的政治关系，因而挤占如日本等其它发达工业国家的出口市场，则其出口增加可能更多）。

然而，随着05年以来，美元流通性过剩问题日益明显，大量投资资本投入到了原材料期货市场进行炒作，资源类产品价格膨胀的幅度仅倚靠欧元升值已难以抵消。同时随着中国稳步推进的产业升级和政经扩张（在东南亚和非洲），便宜的中国产品涌入了许多原先由西方传统制造业国家长期独占的国际市场领域，不但逼迫他们让出了部分中低端产品的市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提高了竞争度，其出口工业品的利润率也随之降低。而欧元持续上升的汇率不但使得同级别产品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差距拉大，甚至还可能导致中高端产品出口市场的萎缩。

而一直以来，德国等欧洲国家内部始终被高福利和社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所困扰（相比较而言，法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德国还要严重一些，以量化的观点来看：在德国市场对经济的调控大概能占到1/3左右，而法国只有20％），此外还有种族矛盾、劳资矛盾等等，一旦国民实际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开始减少，那这些问题迟早要爆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需要转嫁危机，而他又无力阻止美元持续贬值，那就只有把矛头指向中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制造”。

而问题的另一个根源，则是欧盟东扩。如多数人所知，德法两国现在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两个“火车头”，而具体就德法两个而言，他们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具体战略诉求仍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欧盟扩张方向而言，基于扩大自身地缘影响力，进而在欧盟内获得更大发言权的考虑，法国所主张的扩张方向是地中海区域以及北非，而德国则主张向中、东欧方向扩张。上世纪末，德国违背和英法等国的事先约定，擅自支持前南分裂，正是基于这一利益诉求的考虑。而美国所支持的北约东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欧盟东扩，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德国的利益，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能最终瓦解“法德联盟”，一个重要的施力点便在于此。

而从德国的角度看，德国80%的对外投资集中于欧盟，尤其德国的低端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基本都集中在东欧与中欧的新欧盟国家，除了地理和文化方面的便利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其战略布局考虑。然而，欧盟东扩的速度现在看来有些过快——入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在工资预期上向西欧国家看齐，而其基础设施升级进度则明显滞后。伴随着欧元的升值，很多原本欧洲对美国与东亚的出口制造业分流到了中国，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分散至中国对德国的立足东欧与中欧的布局十分不利，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德之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短期冲突。

有意思的是，比照1993年，现在的德、法之于中国，与当时的情况恰好调了个个儿——中德关系跌至谷底，而法国总统萨科奇则高调来华，并拿下了包括160架“空客”在内的大比订单。究其原因：法国的制造业对比德国已经步入“夕阳”状态，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和中国的冲突反倒小于德国，因此，中国对于德法两国，无意间同样达成了“各个击破”的效果——这意味着在很多冲突上中国面对的仅是“德国”，而不是“欧盟”。而送到法国人手里的订单也并非是“贿赂”那么简单，仅就160架“空客”而言，其中150架尚属于框架性协议，因而可以认为这是将两国的利益进行了“绑定”。

再回到中德关系的话题上来，事实上德国此次对中国高调发难恰恰使我们看到，德国在中德博弈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对中国而言，中德关系的价值主要在于德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技术先进国家，但德国的这个位置并非是无可替代的，否则也就不会存在1993年及2007年德国和法国相互“乘人之危”的两幕。换句话说，德国在此轮角力中并没有太多的施力点可供选择，所以只能反复拿“达赖”以及“人权”问题做文章。而另一方面，默克尔拒绝陈水扁的“访问”也使得我们对此轮中德交恶的“底线”有了一个大概的掌握——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远比前述“问题”敏感，而在08年这段特殊时期，这一问题将越发不存在“弹性”；而中方对德国的回击，事实上也还在德国工商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方面讲，未来中德关系回暖仍旧是可以预期的，因此，2008年我们不排除中国政府会给德国企业某种优惠以促进两国关系结冻的可能。

而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真正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的去思考的问题也许并非存在于眼前。未来对美国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手中的霸权会不断被稀释，这不是靠和中国对抗所能解决的，相反很多地方需要中美去配合；中日之间有地缘因素，除非能中国永远保持晚清时那种虚弱状态，否则日本就必须考虑如何和中国和平共处下去，这种状态才应该是两国关系的常态。

西洲国家则有所不同，西欧各国经济一个明显的“短板”在于资源短缺。而对中国而言，到2020年，预计45种关键矿产资源可以靠国内生产完全满足需要的最多不会超过5种（相对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压力要比中、欧小得多）。从这一点说，未来中、欧之间，乃至东亚与西欧两个经济“板块”之间，在资源问题上的矛盾会长期存在下去。如何来协调这个矛盾，必将是一个考验几国决策层大智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