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李秀娟 纳超洪 芮萌/文 在中国经济舞台上，这是一道前所未有的景观。

从改革开放之初起步的创业一代，到1992年后告别体制飞身“入海”的激情一代，从经历互联网淘洗站上高峰的那些人，再到最近七八年才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中国的商业精英“四世同堂”。他们截然不同，但又极为相似。3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见证了这一切。历史怎样塑造了他们，他们又如何创造了历史？

这份研究报告，意在破解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成长之间的关系密码。我们以经济观察报采访的50余位企业家为基础，结合多家媒体报道文章，以及部分网络搜集的补充材料，整合了78位企业家的素材，以此为蓝本，从他们的背景、所处行业、商业模式和企业家精神等层面入手，深入分析企业家的代际变化，研究企业家自身的背景和精神怎样影响企业家的发展，我们还试图寻找政商互动的清晰线索：政府制定怎样的政策，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精神，让他们在市场中自由翱翔，超越属于自己的商业梦想。

市场化改革与企业家成长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最重要的两个成就，一是制度创新，二是企业家阶层崛起。在制度建设上，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家阶层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伴而生，中国企业家既是每一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重塑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

市场经济的确立，也是政府不断对市场松绑、经济去管制的过程，企业家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释放和激发，这种政府和市场的互动，最终也促成中国对民营经济从禁止到许可，再到鼓励和扶持。在一波波的创业浪潮中，那些勤于奋斗、敢于冒险的人撞线而出，成为领风气之先者，也成为中国的先富阶层。按照中国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创业时间、企业壮大时间，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家划分为四代。

草根派|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柳传志，也有农村背景下诞生的农民企业家，如鲁冠球。他们敢想敢为、敢于挑战传统体制的束缚，勇于在坎坷中奋力前进，对经济发展颇有贡献，但当时企业家还不受重视，地位较低。

92派|他们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邓小平南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大批原来政府、行政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人员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都曾是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出台，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催生真正的企业家。

改制与海归派|第三代企业家诞生于1998年前后，一部分是伴随中国国企改制、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许家印、吴亚军、宋卫平、牛根生等，他们靠的是敏锐的政策把握能力和冒险精神。还有一批是随着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博得一席之地。

梦想派|这是企业家群体的新生代，诞生于2005年前后，仍在生长期。他们大都怀有实现自我、改变、普惠的梦想，很难说他们中间谁会成为未来的柳传志、陈东升和马化腾。他们的身影出现在金融和网络等领域，这并非偶然。金融改革推动金融企业批量上市，民营资本大幅进入银行、证券、保险业、风险投资等领域；上市公司股权改革、中小板以及后续创业板的推出也推动了金融的快速发展。而对国外网络公司进入的壁垒政策无形中保护了国内网络企业，这为具有一定技术能力，如网络技术、金融投资技能的创业者提供了成功的机会。

四代企业家特质

性别|在我们研究的样本中，男性的比例高达97.4%，女性只有龙湖集团吴亚军、诺亚财富汪静波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文化、环境和个人观念，仍不利于女性企业家的成长。

年龄|四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3岁，年龄最大的褚时健自创品牌“褚橙”在今年成功时已是85岁，最小的曹凯仅31岁，已开发多款网游产品，拥有多家公司股权。四代间的平均年龄由41到66，每代相差约七八岁。大多数成功时在40-50岁，这也是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一段时间。随着不同代的更替，成功的年龄越来越小，其中三、四代中的不少人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创业并获得第一桶金。

政府背景|在样本企业家中，创业前具有政府背景的有18人，占比23%，创业后有政府背景的有38人，占比49%。分别从四代来看，而二代的政府背景比例最高，三代、四代较少，二代中占比较高的主要是“92派”，创业前就有50%的人在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但大量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家成功后仍然谋求政治关系，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联副主席等。如王健林就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和工商联副主席，梁稳根曾为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人大代表，并曾谋求入选中央委员。

企业性质|在样本企业家中，民企64人，全都是创业者，创业前有政府背景的人有13人，占比20%，创业后有政府背景的有29人，占比45%。国企14人，创业前后的政府背景都比民企高很多，这些国企的企业家大多数都是从公司创立之初就在该公司参与创业，他们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带动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企业家本身也成为了该企业的代名词和形象代言人，如张瑞敏、王石、马明哲、马蔚华等。

政府背景|

我们的研究中，从表中可以发现企业家们的学历主要集中为本科和硕士学历，绝大多数企业家接受过大学教育，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具有硕士、博士学位，78人中硕士博士的比例为52%。这同经济发展相吻合，也是行业对企业家的知识水平的必然要求。二代中的6位博士除周厚健、李书福是制造业外，另外4位都是金融行业，如陈东升、马蔚华、马明哲、毛振华。三代主要是硕士和博士，博士又集中于金融和网络专业。四代就基本集中于硕士。从海外学历背景来看，10人有海外硕士以上学习经历，占比为13%，主要又集中在三、四代，行业又主要集中在金融、网络服务业，说明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对回国创业成果具有较好的帮助。

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仍有极个别企业家是以中小学学历取得的成功，比如福耀玻璃曹德旺、万向集团鲁冠球、沙钢集团沈文荣、碧桂园杨国强、海底捞张勇等，但这一点也不能否认教育的价值，这些主要是早期的一代、二代企业家，他们都创业于改革开放初期，恰逢市场经济起步带来的巨大机遇。他们那时候难以接受较高的教育，此外他们也历经坎坷，吃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头，经过了长期的历练和拼搏，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积累才有了现在的辉煌，而且他们最初从事的都是知识密集度不高的传统制造业。

此外，无论创业时的学历高低，很多企业家都重新走入课堂接受EMBA之类的教育，企业内部的培训也成为大多数企业的常规项目。同时，知识经济时代，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创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使得当前的企业领袖群体的总体教育背景获得了明显提升。

出身|

企业家的出身也是其重要背景之一。在78个有效样本中，创业前的主要身份可以说五花八门，军人、农民、教师、公务员、媒体记者、海归人士、技术人员和学生等等都有。其中，一代中军人、农民企业家普遍较多，三、四代中海归和具有强大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多。

军人|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王石、王健林等。这些曾经从军的企业家，明显具有军人的勇敢果断和不屈不挠，他们的领导风格也大都留下了军人的烙印。华为任正非塑造的团结协作、集体奋斗，自强不息、荣辱与共，胜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团结协作精神，也充分体现了军队的特征。王健林这样回忆，“1992年，我去求一笔银行贷款，跑了五十几趟，最后也没拿到！在银行行长门口至少站了10次，最长的连续站一天，上午站4个小时、下午站4个小时。这种屈辱受了很多，我的一生都抹不去！”王健林说，“所以我对自己说，今后一定要做大、做出品牌，争口气！”而王健林能够忍受如此的“奇耻大辱”，与长达17年的军队生活密不可分。

农民|鲁冠球、南存辉、沈文荣等则是农民企业家的代表。他们更多地展现出“天不怕地不怕”、闯劲十足的一面。南存辉基于有劳有获的信念和文化素质的先天弱势，要求企业在道德上自知、自择、自律，关键要自觉，同时要求全体正泰员工不仅能生产出质量可靠的产品，还要首先学会堂堂正正地做人。

教育|俞敏洪、江南春等则当过教师。这使得他们大多能言善辩，喜爱说服教育，一定程度上具有着知识分子的稳健。

公务员|公务员下海的企业家有陈东升、王健林、梁稳根、卢志强、王文京等。他们的优势体现在拥有政府资源以及较强的政治敏感度，擅长与主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并对国家经济的宏观导向有着一定的先知先觉优势。

文体传媒|还有从文体、传媒行业出来的企业家，比如吴亚军、李宁、王长田等。他们大多仍借用文体和传媒行业的资源，开拓事业，形成独特优势。

学生|还有一些企业家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业，或者刚走出校门便被扶上管理岗位，如丁磊、张朝阳、雷军、李学凌等，他们大多以差异化的优势获得先机，同时也演绎着知识创造财富的佳话。

海归|包括张朝阳、李彦宏、梁建章、古永锵、唐彬、吴尚志、王中军、沈南鹏等。他们从事的都是网络、传媒和金融等前沿行业，在创业时就引入了国外管理经验，行业引领前沿，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技术|技术型企业家在三、四代较多，这不仅拥有传统的专利技术，还包括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如大量网络技术出身的企业家、金融专业出身的企业家都属于这一类型。

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模式|

企业家精神|从四代企业家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企业家精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需要冒险、坚持、付出、专注、创新与梦想。从一、二代来看更多的是冒险、坚持、付出。正如王健林所说，“富贵险中求！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两条标准，一是创新或者叫敢闯敢试，二是坚持精神，凡是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卓越的企业家都接近神经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这个故事，相信我能做成，失败5次、10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怕，接着再干，还真就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这种坚持、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种执着或者坚信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人太圆滑或者太容易放弃是不会成功的。”南存辉也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够集中精力干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陈东升则感叹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说：“当你什么都想要的时候（未必能成功），其实你只要一个就能胜出。”三、四代则更多的需要创新和梦想，李彦宏说：“你有超出旁人的付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问题，因此就会产生成就感，从中获得的成长是十分宝贵的。”

“第一，有理想情怀、远见、使命感；第二，敢于去追求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不要被现实所束缚，要敢于创造；第三，与精英人物为舞，我不喜欢与过于平庸的人在一起。这是浪费生命。看起来很合群，但是内心深处希望与精英一起来改变一个时代。”唐彬如此形容自己的内心。雷军成功的动力是梦想，“我不缺名也不缺钱，只是因为怀有创办一家伟大企业的梦想。”

商业模式|前两代企业家靠的是十几年的拼搏赚取血汗钱，进入重资产的制造等领域，形成较高的壁垒。运营方面主要是模仿学习国外模式，柳传志认为，“真正所谓的企业管理，一直是跟人学习，自己研究。积极主动又不踩出红线”。毛振华也说：“模仿赚钱就是创造，市场经济是一个舶来品，它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评级这个市场，更来源资本发达的市场，所以我们照搬的东西很多，基本上是学习，但是这个学习过程很坎坷。”而到了第三、第四代要么是通过政府和关系资源进入房地产，要么通过自身的核心技能和创新，进入轻资产的金融服务和网络业，运营则是通过快速创造、共同合作分享市场的模式。雷军认为：“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专注、极致、口碑和快。”马蔚华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银行的对手可能来自异业。而对于互联网要适应，其次要合作。”这也可以从王健林与马云的对赌变成双方合作看出，商业模式间的相互合作和变换愈来愈突出，更多的竞争可能来源于跨界。

此外，人格魅力在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国有企业里更容易涌现“个人英雄式”的领导人物。民营企业中企业领导的人格魅力呈逐级递减的趋势，说明随着不同代企业家的成长，领导个人形象和魅力逐渐减弱，更多专注于专业领域和市场前景。同时，复杂的市场环境对企业家商业模式决策能力的要求也逐渐增加。在模式整合能力方面，1992年以前的企业家更为突出。这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社会资源对创业成功极为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企业领导人的组织能力都明显提升，说明团队的力量日益凸显，管理也朝着更为规范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