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帆门”中能找到大学精神吗？

看到中国政法大学“杨帆门”事件发生，成为了新年高校第一“门”，倒是一点也不惊讶。由于不少学术界的朋友和杨帆教授相识，当年在学校帮忙操办人文讲座的时候笔者也和他打过交道，因此对他的个性略知一二。此番在大学课堂杨教授和逃课女同学发生肢体冲突，在我看来不过是一次稍显极端的表现罢了。

杨帆建议全校师生大讨论，说明他对大学教学环境是不满的，他可能希望通过大讨论来改变学生逃课行为的发生。真理不辩不明，大讨论当然有必要，只不过局限于中国政法大学，就显得过于谨慎了。“杨帆门”事件虽然发生在那里，却是高校教学与学习之间冲突的一个极端、集中的反映，加上近期发生的中大博士控诉导师虐待事件，便已经具备了从个案上升为公共事件的价值。

杨帆作为“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反对任何话语霸权”，认为“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是最起码的准则”。这一点我自然举双手赞成。但什么是话语霸权、什么是实事求是，并非哪一个人可以自任法官来下结论。只有经过讨论，把这样一个事件挖掘出公共意义来，“杨帆门”事件才能凸显价值，也才能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

“怒发冲冠一声吼”，在众目睽睽之下，女学生选择了走出课堂，教授选择了怒斥，师生扭打在一起，这确实是一出充满了戏剧色彩的场面。杨帆认为“坚持中国古代的师道尊严，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才算是古代的师道尊严，而究竟什么又算是现代的师道尊严，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师道需要尊严。只是教师得到尊严的方式早已发生了变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现代社会，教师的尊严一是来自于职业的神圣性，二是来自于教师本人的教学造诣、学术水准，三是来自于教师的人格魅力。老师有道，尊严自在；老师失道，斯文扫地。故而，有道的尊严即便在当代，也是一定需要维护的。

但是，教师的尊严要维护，学生的尊严也不能漠视。对于教师来说，他们需要有教学的自由，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也需要有学习的自由。很可惜，我们的学生从小就在一套计划时代绵延至今的固定教学思维桎梏中成长，既没有选择课程的自由，也没有选择课本的自由，更加谈不上选择教师的自由，如果在形成思想的关键时刻又生不逢时，不遇良师，就只能徒呼奈何了。具体到“杨帆门”事件，当事女学生曾以“无聊”来评价讲课内容，那么，这位女学生有没有评价老师讲课“无聊”的权利，有没有选择不听她所认为“无聊”的课程的权利呢？换一方面来讲，杨帆有没有在课堂讲述他认为有价值而当事女学生认为“无聊”的内容的权利呢？

显然，当权利互相牵扯到这里的时候，学习自由与教学自由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这就表明，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都不应是绝对的自由，两者都必须遵守基本的底线伦理：老师不能在课堂上过多宣讲与课程毫无干系的事宜，学生也不能毫无原则地干扰老师授课，大家互相尊重，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尊严才能自然而然地发生。建立在基本伦理之上的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大学精神才能生根发芽。否则，古代回不去，现代又跟不上，“杨帆门”事件就没有多少价值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