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评价指标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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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08-01-13

&nbsp;刘辉锋&nbsp; 高昌林&nbsp; 宋卫国&nbsp; 吴辰&nbsp;（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北京）&nbsp;<chsdate wst="on" year="2006" month="10" day="19"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2006年10月19日</chsdate>至20日，科技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重庆联合举办了“国家创新体系评价指标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作为实施“OECD－中国国家创新体系”项目中的指标模块部分而举办的，主要是为中外双方提供一个平台，就某些OECD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中国当前科技指标的现状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研究探讨如何改进现有的指标和建立新指标，以便更好地衡量和监测国家创新体系，满足制定政策的信息需求。具体而言，会议的目标有3个方面：1.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总结中国科技指标体系的现状；2.推动OECD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验交流，并探索出一些有效途径去揭示不同科技领域的新指标需求，例如与R＆D全球化相关的指标，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国内流动指标；3.对指标模块和OECD项目其他3个模块中可利用的科技指标和统计信息进行评估。此次研讨会的参加者除了OECD中国创新项目的专家外，还包括国家创新体系统计数据和指标的使用者（ZF决策者、科技政策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者和研究者）以及国内和OECD国家的科技指标研究专家。&nbsp;在开幕式发言中，OECD国家科技指标专家组主席Fred Gault（加拿大统计局科学、创新与电子信息处处长）回顾了OECD在科学、技术与创新指标方面的工作，并就下一步即将开展的指标研究作了介绍。他特别指出，解读指标的能力建设，从测度活动转向测度影响力，发展对科学政策的科学研究，注重对人力资源等交叉性指标的研究等是未来创新指标研究的重点。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在发言中分析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指标研究面临的新挑战，强调科技统计研究必须与科技理论紧密结合，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要保证其及时性和完整性，尤其要注重微观层面的调查和数据收集。&nbsp;研讨会主要围绕四个议题进行，包括国家创新体系的指标体系：投入、联系与绩效；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标杆分析（benchmarking）的方法论和实践；R&amp;D全球化的指标；科技人力资源存量和流动的指标。&nbsp;一、国家创新体系的指标体系：投入、联系与绩效&nbsp;这个专题主要讨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框架，比较OECD国家与中国的指标体系，包括定义、范围和指标体系的可比性等。讨论的重点是衡量国家创新体系产出绩效的指标，既包括传统的指标，例如专利和出版物，也包括更广泛的绩效衡量指标，例如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生产率和竞争力。讨论的内容还涉及投入－产出的联系和国家创新体系各组成要素间的联系。&nbsp;OECD经济分析与统计司（EAS）的统计专家Martin Schaaper介绍了OECD在“知识经济”研究方面所建立的指标及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OECD出版的《OECD科学、技术与产业记分牌》、《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和《弗拉斯卡蒂手册》等文献中。在针对知识经济的指标研究方面，OECD的工作可以划分为六个部分：1.R＆D与创新：知识的创造和扩散；2.科技人力资源：知识与技能；3.专利：知识的保护和商业化；4.信息与通讯技术：知识社会的推进器；5.知识流动与全球性企业；6.知识对生产性活动的影响。Schaaper结合实例，分别对六个部分介绍了传统的分析指标和新建立的指标，以及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并解释了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和数据库。&nbsp;其他三位主题发言者集中分析了衡量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指标设定和应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负责科学、文化及交流统计事务的负责人Simon Ellis发表了他对衡量中国创新的一些观点。他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策略和观点出发，通过分析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些基本特征，阐述了对中国当前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现状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强大推动力，中国的创新已经具备国际水平，而经济和创新的快速扩张要求加强统计系统的工作。科技统计的衡量重点是：创新在更大范围内的不同表现形式，私人部门不断增强的重要性，教育和创新主体的作用。&nbsp;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高昌林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科技指标体系：走向创新型国家”的发言。他主要从科技统计面临新的政策要求、衡量创新型国家的挑战和今后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ZF决策要求科技统计能够在监测、评估、标杆分析和预测等方面提供支撑。而目前衡量创新型国家面临着很大挑战，既存在调查和数据收集上的困难，例如缺少ZF的R＆D预算数据、缺少小企业研发数据和服务业研发数据等；也面临发展新指标的困难，例如资金流动、知识流动、人力资源流动等关联性指标和衡量全球化的国际联系指标。因此，今后科技统计的主要研究任务应当是，建立测度自主创新的指标体系和创新统计制度；组织新的调查；增强分析力度；构建分析数据库；注重研究能力建设。&nbsp;在运用科技指标进行应用研究方面，北京交通大学系统工程与控制研究所的<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吕永波">吕永波</personname>教授分析了中国区域科技体系的差异性。她所采用的区域科技指数分析框架由5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和90个三级指标组成，使用的分析方法包括相关性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基尼系数图、科技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分析等。通过分析，她认为，中国的区域间存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国家必须制定向中西部倾斜的科技政策；而解决区域间科技发展差异的途径在于探索如何利用本地区优势提高科技发展水平，并调整科技和经济布局。&nbsp;二、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标杆分析的方法论和实践&nbsp;这个专题主要讨论OECD国家和中国在政策的标杆分析方面的方法论和实践，及其局限性和缺陷。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Rainer Frietsch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宋卫国研究员的发言分别代表了OECD和中国在标杆研究方面的一些初步成果。&nbsp;Frietsch所做的标杆分析针对的是创新绩效。他提出了一个创新体系的启发式模型（heuristic model），由此说明国家创新体系非常复杂，需要借助指标进行多维度衡量。而由于对创新绩效进行衡量和标杆分析的指标体系非常复杂，所以有些人提出用综合指标（Composite Indicators）进行衡量，例如增长竞争力指数（GCI）、人力发展指数（HDI）、技术成就指数（TAI）、欧洲创新记分牌（EIS）、德国创新指数等。但是他强调，虽然使用综合指标能够带来研究上的便利，但综合指标有时会失效，需要进行修正，因为它通常无法反映出创新的动态性，而且政策制定者和标杆接受者很少会考虑理论模型和修正规则。因此，他认为创新系统应当被视为一种启发式模型，需要尽可能地找出那些描述其子系统的指标。&nbsp;宋卫国代表课题组介绍了国家创新能力标杆分析的指标框架和初步结果。报告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必须实现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由于创新型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的创新能力，课题组所以他设定了反映国家创新能力的指标框架。一级指标有4个，分别是创新投入、知识创造、知识的扩散和应用、创新产出。每个一级指标下设5个二级指标，整个指标框架一共由20个指标构成。对于挑选这些指标的依据，一是参考国际上已有的创新指标体系；二是以中国的创新型国家理念为基础；三是选择指标所基于的一般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全面、及时、可量化。在分析方法上，主要参考了欧洲创新记分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以及世界银行的一些报告所使用的标杆分析方法。在分析结果所列出的40个国家中，中国名列27位，处于中等偏下位置。这说明中国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以引进和使用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为主，要在15年时间内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仍将面临重大挑战。&nbsp;针对指标与政策制定的联系这一问题，瑞典增长政策研究所所长Sture &Ouml;berg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何平研究员分别作了发言。&Ouml;berg结合几个案例，分析了在挑选政策制定所需的指标时应当注意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来自于对OECD国家的研究，但对中国的指标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nbsp;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何平研究员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统计监测作了介绍和分析。这项工作最早开始于1996年，是在科技部发展计划司支持下开展的。经过10多年的实践，监测的指标体系和方法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科技进步监测指标体系。该体系由三个层级构成，一级指数5个（环境，科技投入，科技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二级指数12个，三级指数34个。这些指数赋予不同的权重，并组合成综合指数用于测量各省的科技进步程度。近几年，地方ZF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统计监测的结果，因为它在科技投入、产出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它对为地方ZF决策提供很多有用信息。&nbsp;&nbsp;三、R＆D全球化的指标&nbsp;R＆D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包括跨国R＆D活动、发明的跨国界所有权、私人和公共部门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高技术制造部门的国际化。目前，在从不同层面衡量R＆D全球化这一问题上，OECD国家和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为此，会议专门讨论了在中国和OECD国家中哪些指标可用于衡量R＆D全球化。会议还探讨了应当发展哪些新的指标，以及建立新指标所需条件。&nbsp;清华大学全球R＆D管理研究中心主任Max von Zedtwitz教授分别从外国在华从事的研发活动和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研发活动的状况两个方面探讨了R＆D的全球化问题。他援引大量数据，分析了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的数量和区位分布，中国目前拥有研究生的数量和学科分布，以及中国公司在海外从事研发所涉及的领域。特别是他建立了一个R＆D国际化的模型，比较了全球R＆D和中国R＆D所处的不同阶段和布局。由此他指出，外国公司还会在华建立数百个R＆D机构，中国作为技术创新源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将在美、英、日、德、韩等全球热点地区建立更多R＆D机构，因而在研发、管理国际化组织等方面面临着很多挑战，尤其是要同外国公司争夺高学历人才。&nbsp;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Patrik Gustavsson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数据的收集与运用。他认为，全球化削弱了R＆D等活动的本地联系。企业和ZF决策者不仅要掌握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和数据，而且要在大量数据信息中筛选出自己所需的部分。因此，他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知识的不同来源和去向，知识在不同层面（国家、产业、企业、个人）的积累，以及什么样的信息对经济分析有用。然后，他进一步阐释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已经拥有哪些数据信息，还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信息，以及通过哪些途径来获取这些信息数据。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为了掌握关于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的信息，肯定会尽可能地扩大正式统计数据的收集，但同时也必须以某些非正式调查获得的数据作为补充。研究者和决策者只有将两方面的数据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处理复杂的全球化问题。&nbsp;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梁正">梁正</personname>博士专门针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的<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罗亚非">罗亚非</personname>教授则基于中国的科技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R＆D国际化的表现和特征。首先，梁正以当前R＆D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形势为背景，深入探讨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活动的现状和影响。此项研究是通过对中国境内300多家跨国公司进行不同形式的调查（电话调查、问卷调查、实地考察），来揭示这些公司研发活动的产业分布、国家分布和区位选择上的特点。另外，他解释了北京成为跨国研发活动集中区域的原因，并比较了北京和上海两地在跨国研发活动上的差异。研究表明，高素质的科技人力资源和市场机会是吸引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最重要因素，而市场潜力将在今后几年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数量增长很快，但很大一部分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而且，这些研发中心的行为更具内向性，主要基于公司内部网络进行交流和联系，与本地公司的联系非常薄弱。北京和上海两地跨国研发中心所表现出的各种行为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各自不同的产业分布和定位。&nbsp;罗亚非在发言中指出，R＆D国际化包括R＆D资源的全球分配和R＆D成果的全球扩散。按照R＆D资源和成果的流向，R＆D国际化包括从东道国向国外的流出和从外国向本国的流入。那么，分析R＆D国际化应当着眼于三个方面的指标：资金投入指标；科技项目的国际合作交流；科技产出指标。这三类指标所涉及的数据都可以收集到，并能较完整地反映中国R＆D活动国际化的状况。她通过运用这些指标进行实际分析后指出，现在能够运用中国已有的科技统计体系对R＆D国际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并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但这远不能满足R＆D国际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为了改进和完善这一研究，我们需要从不同国家和不同国际组织获得更多数据资源。&nbsp;四、科技人力资源存量和流动的指标衡量&nbsp;尽管现有的科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衡量科技人力资源的存量，但要衡量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则很困难。因此，会议针对此问题评价了中国目前可利用的科技人力资源指标，并讨论了OECD国家在衡量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方面所采用的方法，以及中国研究机构的流动问题。&nbsp;韩国科技评估与规划研究院的Ki-Wan Kim介绍了韩国在创建科技人力资源指标方面的研究进展。他认为，韩国目前面临着三方面挑战：1997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调整；区域内部中国等新崛起国家的追赶；处于迈向发达国家的转折点。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要求制定有效的科技人力资源政策，而政策制定则需要有充分有效的人力资源指标和数据作支撑。目前，他们主要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两个维度衡量科技人力资源，有关R＆D人员和研究者的数据收集工作做得比较好，因为有关于R＆D活动的年度调查，并按OECD的标准对R＆D人员和研究者进行持续统计。对于韩国在科技人力资源统计上取得的成就，他列举了两项研究来说明，一个是对小企业员工状况的调查，另一个是对小企业员工国际流动的研究。由此他认为，韩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只能依靠高素质的科技人力资源，ZF必须优先发展科技人力资源，因此要更好地发展科技人力资源统计，尤其要在国家层面上保持科技人力资源统计的协调一致，并开展科技人力资源统计和指标的国际合作。&nbsp;中外学者还专门就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统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讨论。OECD经济分析与统计司（EAS）的经济学家Laudeline Aurion就中国在全球科技人力资源研究中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着重以OECD、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博士职业调查）为例，说明了中国在OECD的科技人力资源研究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总体上她认为，科技人力资源问题对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虽然已经存在一个良好的科技指标体系，但还需要有更详细的数据和方法论信息去监测需求方面的状况（就业要求、职业、行业、就业率等），目前OECD在政策和统计方面所做的进一步整合对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研究具有借鉴意义。&nbsp;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穆荣平">穆荣平</personname>教授就中国企业创新过程中有关科技人力资源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分析，包括在R＆D方面进行人力投资的效率，企业获取高素质人员的途径，企业高素质人员的流动，以及企业、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在技术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在指标和数据方面，他主要列举了中国企业科技人员历年的增长情况，科技人员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的分布，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的历年变化及学科分布。&nbsp;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李晓轩研究员介绍了对中国国有企业工程师和技术员的调查研究。他分析了国有企业工程师和技术员的现状，并指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在国有企业中的比例正在递减，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的比例则不断提高。自1998年以来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已经有了极大增长，而且对优秀工程师和技术员的选择、培训体系已基本形成。他还详细介绍了该项调查的方法、指标设计、调查过程和分析结果，并简要分析了影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员增长的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nbsp;华中科技大学科技统计信息中心的<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成邦文">成邦文</personname>教授则针对中国ZF研究机构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做了详细研究。他对人力资源流动的分析是从流入和流出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并基于ZF研究机构1997－2005年的统计数据，从人员流动的方向、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三个方面作了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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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ua

2008-1-23 2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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