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不需要人们常怀报国之志，那个时代不呼唤有人建立功业呢！？不同的历史创造不同的英雄，不同的英雄创造不同的历史。

　　

英雄的历史作用只有在历史发展的交叉点上,才可能最大程度地获得表现,因为此时历史呈现出多种可能性,

郁达夫说过，一个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而不知道敬重爱惜的民族是无可救药的。

英雄又被功业误

沒有功业，何来英雄？英雄建立功业，功业成就英雄。伐秦之功业，使刘邦项羽成为英雄；讨元之功业，使朱元璋成为英雄；独立战争之功业，使华盛顿成为英雄；击灭希特勒之功业，使朱可夫巴顿们成为英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不多说。
　　我要说的是，这成就英雄的“功业”二字，往往到最后又误了英雄，甚至毁了英雄。查诸历史，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拿破仑，从一个下级军官做到了法国的最高统治者，其功业之大，已没有几人可以比得。不过他的功业之心却不止于当法国之君，而是想当欧洲之王，于是不断对外用兵，侵略别国；开始也屡屡得胜，赢得了“伟大的军事家”的美誉，于是他洋洋自得地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岂知他栽跟头的时候也到了。当他的铁蹄踏上俄国时，俄将库图佐夫在莫斯科的一把大火烧残了拿破仑贪得无厌的功业。后来的滑铁卢之败，终于给他的功业画上了句号。最后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被流放到一个小岛上，孤零零地死去。如果当初他对自己的功业多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好好经营自己的国家，不要对外扩张，何至于有如此下场。我们中国也有一位被贪得无厌的功业心所误的人，名叫袁世凯。这袁某也的确是个人物，也曾建立过值得一提的功业。清末的许多改革新政，就是出自他手，比如他首先在中国建立了现代军队，首先在中国建立了现代警察制度，也正是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才废除了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在辛亥革命中，此公也能顺应潮流，与孙中山内外联手，给清王朝送了终。所以孙中山才会把民国大总统让给他当。袁氏功业到此，也算如日中天了，当时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袁某有正常的功业心，真像华盛顿一样，致力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自己任满两届后功成身退，优游林泉，不仅于国大有好处，自己也可长寿，还能流芳百世，说不定还可和后来的孙中山一样，博得国父美誉，铜像遍于国中。无奈袁某却不幸有了非常的“功业”心———得陇望蜀，认为做民国的总统功业还不够大，硬要去做“中华帝国”的“太祖”，要过过称“朕”的瘾，岂知这功业竟是一把自焚之火，老袁登上九五至尊之日，便是身败名裂之时。先是蔡锷在云南讨袁，之后全国各地纷纷讨袁，以致袁皇帝想收缩功业，退回去做总统也不可得了，最后乃至被局势搅得一日数惊，心忧致病，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只活了58岁。
　　所谓功业，实为双刃剑。英雄因为脑瓜聪明，所以能够建立功业；然而功业一大，脑瓜就容易发昏，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本事可以没有止境，以为“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以为水中可以捞出月亮，拔发可以离开地球，智商一下子降低到猴子的水平，以致连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都能懂得的常识也闹不清了。政界中有此类英雄，商界中也有此类英雄，秦池酒业的末路，就是被盲目的“做大做强”的功业所误的实例。真乃功业如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
　　因此，要想把英雄当得有始有终，应当有实事求是的功业心。既要懂得乘势而上，乘机而为，又要懂得适可而止，适时而收；既有投鞭断流之豪壮，又有量力而行之冷静；既知雄攻，又知雌守；权势不与常识作对，主观不同客观为敌，行所当行之时，止所应止之地。否则，英雄是当不长的。

天下常有变矣，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势。天下之势，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其间，坚忍而不变，是以天下之势，遂成而不可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