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不是什么新事物,但与商业银行不同,它本身没有任何资金,但会帮你筹集资金,条件是你付一笔服务费。时至今日,投行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从前,分销能力很重要,美林、高盛就强于分销网络。中银过去做了很多生意,但赚钱不多。我们接到生意,但无法独享,只能把辛苦赚来的钱,大部分分给美国、欧洲的银行,就是因为它们的分销能力强。
但现在,分销已不再如此重要,反而客源更加重要。在投资者眼中,投资银行已成为商品,四下都是资金,在寻找合适的投资。现在一些银行的对象很集中,如美国的Allen and Company专门做媒体的生意,成绩斐然。他们在度假村举行媒体研讨会,里面都是媒体界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他们从中获得公司客户,得到重要的客源。
另一个转变是,遵守法规愈来愈不容易。投资银行以往不受太严格的法规限制,可以利用某些合法渠道节省成本。但现在,每一个环节都与法律紧扣,随时可能引起诉讼。现在,投资银行的合伙人或董事总经理,每宗生意都要开一个新档,做出完整的审计纪录,即使遭到起诉,在法庭上也可出示证据洗脱嫌疑。
第三个转变是股票与直接投资的业界人士跟投行抢饭碗。你跟国内的民企CEO说,我会协助你的公司成长,成为香港股市的重磅股票。对方则会说,多谢,我知道你很杰出,但我只需要资金,不需要任何意见,给我意见的人太多了。我有关系网,不用向我推荐投资银行,只要给我资金就可以了。
于是,投资银行与直接投资的界线模糊了,二者趋向互相合作。对投资银行来说,有钱的朋友非常重要。如果你临时需要资金,我可以打电话给朋友借钱给你,代你公开招股活动或合并活动。遇上特殊情况,我还可以找对冲基金,他们无所不能。他们信任我,连文件也不用看,就能完成交易。今时今日,投资银行没有可靠的有钱朋友,根本做不来。客户要求快捷,要求你立即回复他是否能为他筹集资金。
第四个转变是投资银行成为一个不断转变的组合---以前的分工很清楚,如有分投资银行部(IBD)、股本资本市场(ECM),后者负责销售基金。以前,还有研究部门、债务小组,负责大型综合贷款等。通常,他们都是善于组织、提供意见的人才,却不是有钱人。现在,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联系起来了,如此才能承接大型的集资生意。
以Citigroup为例,它能提供贷款、资金,还能提供一系列产品,而不仅是投资银行提供的意见、股本渠道。客人因此很安心,就像背后有一队野战军队随时为他作战,不只是一名士兵,而是一队军队,集合了各式各样的人才。现在,出色的投资银行多是通过良好的管理建立一套文化,促进协同效应。如果你有精力、体魄,可以加入投资银行,帮助企业家,中国的未来不是靠国企,也不是靠政府,而是系于商界。
在国内,你可以聘请员工、创造产品、创新生产程序,改变整个行业。有投资银行的支持,还可以帮助别人,协助有问题的公司走出困境---这是目前国内最有效的策略合作关系。国内欠缺投资银行家,他们并非收取服务费的经纪,而是企业家的伙伴。
有一次,我为一家公司的IPO活动提供意见,它的CEO对我说,多谢贵公司的努力,再过一个月,公司招股以后,我们就不再辛苦了,可以去玩了。他以为IPO是一个完结,但其实,只是漫漫长路的起点。看看一些IPO的经验,招股之后烧钱很快。他们没有添置所需的固定资产、聘请员工,就先去买名贵轿车。因此要教导他们建立品牌、个人声誉,这些才是无价之宝。即使你不把投资银行视为终身职业,做一段短时间都不错,有助于日后面对商界的现实,决定你想成为怎样的人---是想成为混蛋,还是成为有条件的混蛋,还是不想成为混蛋。
以当前的形势,如果你的业务没有中国概念,很难获得资金。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公司是否以中国为市场?第二个问题是,你的公司在中国有没有竞争力?第三个问题是你在中国有利润吗?第四个问题是你在中国的业务是否正在成长?第五个问题是你未来能否在中国上市?全部问题都与中国有关。如果你不会说普通话,在中国没有业务,最大的10个客户不以中国公司为主,管理层里面没有海归派,没有从国内到香港定居的高层人员,那你的公司根本不达标。
对香港而言,根本的要素是金融业、服务业领先,问题则是不能吸引家庭。这里没有地方给小孩玩乐,没有地方给家庭度假。香港需要一套整体的发展策略,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金融家、银行家,现在仍欠缺这个条件。
上海无疑是个强劲的对手,其历史尤其能吸引海外人士,认为上海是一家大小前往中国的最佳立足点。上海还有一流的国际学校,有很多文化活动,是个多姿多彩的大城市,政府也很有魄力。91年初我到上海,浦东政府给我展示一个模型,说这是浦东。现在,我每月去浦东三、四次,那已经不再是一个模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上海政府的官员勇于行动,处事专业,凭此就可成为香港的竞争对手。但有一点上海很难追上香港,至少短期内无法追上,即香港独特的国际地位。香港的优点众多,是个很自由的城市,民众有向上爬的机会。仔细看了下文章,里面说:
“投资银行与直接投资的界线模糊了,二者趋向互相合作。对投资银行来说,有钱的朋友非常重要。”
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国才这样,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还是不好
全球最赚钱的投资银行排行榜
——摘自《价值》第2005年6月期
华尔街的辉煌时代正在重新回来,交易不断放大,收入也随之在增加。以花旗、高盛、摩根士丹利、JP摩根和美林为首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正在重新瓜分市场。
最新一期的Bloomberg对全球各人投资银行2004年兼并收购、股票承销和债券承销三大主要业务收入进行了统计,进而公布了2004年度最赚钱的前20家投资银行排行榜。
根据Bloomberg的统计数据,以花旗为首的华尔街全球各大投行,2004年在兼并收购、股票承销和债券承销三大业务总收入高达425亿美元,仅比纳斯达克网络泡沫爆破前的2000年的460亿美元低8%,为2000年以来最好的—年。
去年11月以来,全球大型公司之间兴起了一股收购兼并风,宝洁(P&G)以570亿美元并购吉列,SBC通信以220亿收购AT&T,凯马特(Kmart)以13亿收购西尔斯(Sears),这些交易至少为投行带来了20亿的收入,使2004年美国并购交易总金额在12月8日前就达4140亿美元。
然而,各投行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花旗以其在债券承销上的巨大份额保住厂头把交椅,2004年全年收入为36.6亿美元;高盛则以其在并购和股票承销上的出色成绩,全年实现36.1亿美元收入,以1.7个百分点的劣势屈居第二摩根士丹利排名第三,全年收入33.1亿美元;其次是JP摩根共29.8亿美元;而美林为27.1亿美元。
排名第—的花旗仅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位居第二的高盛,其距离非常接近,以至于高盛只要再有一笔大额交易就能打成平于。2000年,排名前三位的最赚钱投行分别为高盛、瑞士信贷和摩根士丹利,三者总收入为144亿美元,占市场总份额的31%。而2004年的前三位总收人为106亿美元,占市场份额的25%。
在投资银行霸主地位之争中凸现出投行的两种业务经营模式。一种是55岁的花旗CEO普林斯(prince)所推崇的金融超市模式,其以1.5万亿的银行资产,不仅向客户提供投行服务,还包括商业贷款等综合业务。但花旗为在世通和安然丑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提取50亿美元的坏账,使普林斯必须以重新获取市场份额来证明自己的经营模式。
与其不同的是,59岁的高盛CEO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1999年带领这家有着136年历史的合伙制投资银行走向公开上市之后,一直保持以外汇股票债券交易、债券和股票承销和并购顾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营模式。
花旗和高盛之战才刚刚开始,管理着5亿美元资金的Holland公司主席迈克认为,随着市场回暖,更激烈的竞争还在后头,而普林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毕竟花旗已经在利润丰厚的并购业务上失手。Bloomberg的数据显示,2004年花旗并购业务收入排名从2003年的第三名下滑到第四名,而全球股票承销的市场份额也出现轻微的变化,下降到9.8%。
此外,花旗在其传统强项——债券承销领域的市场份额也在下降,尽管其一直努力保持在这块日趋萎缩的市场中自身所占有的份额。2004年花旗债券承销佣金收入下降了30%,下降幅度为其它排名前十位债券承销商的2倍,市场份额也由原先的11%跌至8.60/o。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尔森的高盛在股票承销和并购的传统优势业务复苏中不断前进。2004年高盛的股票承销收入自2000以来首次超过债券承销后,又首次坐上股票承销排行榜头把交椅,市场份额也从2003年的10.2%上升为去年的10.9%,而此前高盛已在并购交易稳坐头把交椅四年。
2004年是并购市场进入一个大宗交易的时代,如总部设在巴黎的赛诺菲—圣德拉堡制药公司(Sanofi—Synthelabo)以560亿欧元(727亿美元)收购法国安万特制药公司的这种数十亿美元计的交易比比皆是,Bloomberg统计,2004年平均每宗并购交易规模从2003年的1.067亿美元上升到1.598亿美元。
并购银行家们正在谋划更大的下一宗交易,JP摩根反收购团队前成员、现哥伦比亚商学院金融学教授DONNA表示,“大象并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因为这些大宗交易让许多银行家直流口水”。无论是并购交易还是股票承销,高盛都是华尔街卓越的大玩家——2004年前10大并购交易中高盛参与了6宗,筹资额最大的前10宗IPO交易有4宗是高盛承销的。
并购交易的利润非常高,一般并购交易的顾问费为最终成交金额的1%或更高。2004年规模在5亿美元左右的并购交易的平均顾问费用约为0.9%。而对于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交易,银行家们喜欢协议价格的付费方式,其一般的收费都在1亿美元以上,即使最终不能达成交易,银行也都能得到数百万美元的服务费。
并购业务与承销业务不同,在市场竞争越激烈的情况下反而能大幅提高收费,因为并购交易的执行人往往愿意将业务交给他们一直托付并信任的投资银行,即便费用高一些也无所谓。芝加哥Harris私人银行首席投资执行官杰克如此认为。
2004年位居并购交易第一的高盛的并购交易收入为15.2亿美元,JP摩根位居第二,收人为14.1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第三,收人为12.5亿美元。
相对于并购市场利润的上升,股票和债券承销相比较上世纪90年代利润却越来越薄。2004年美国股票承销的平均佣金从1999年按筹资额的4.7%下降554.3%。而债券承销费用则更低,典型的如花旗、瑞士第一信贷和JP摩根等大投行,在债券承销上都要竭尽所能地去买所承销公司的债券。自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必须分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各大银行都各显神通地介入债券承销业务,并以降低费用作筹码,因此,2004年美国债券平均承销费用已经从1999年的0.531%下降到0.368%。
在股票方面,投资者已经探寻出一种新的IPO出价办法,即标普500指数连续两年的市盈率。花旗银行股票投资联席负责人泰勒认为,IPO市场将会如上世纪9 0年代一样逐渐复苏。GOOGLE去年8月份公开上市筹集19.2亿美元资金便是一个无损失无泡沫的交易,而Mountain View,美国加州的一家网络搜索引擎公司,2004年第四季度的利润为2.04亿。
2004年高盛的股票承销金额为430亿美元,收入达16亿美元。花旗排名第二,收人为14.3亿美元。排名第三的摩根士丹利,尽管股票承销总额达438亿美元,为各投行中最高,但收入却只有13.9亿美元。主要是高盛在股票承销业务上有极强的定价能力,2004年花旗股票承销平均费用从2003年的3.758%下降到3.652%,而高盛却从3.997%提高到4.197%。
债券承销的费用收入仅为股票IPO业务的一个小零头,显得如狗骨头一样毫无“肉味”。花旗、JP摩根和瑞士第一信贷这三个债券承销巨头的平均收费已经开始下降。位列第一的花旗债券承销平均收费从2003年的承销规模的0.57%下降到2004年的0.36%,去年全年总收人为9.966亿美元,相比2003年的14.3亿美元下降了30%。位居第二的JP摩根去年收入8.09亿美元,平均费率从原先的0.52%下降到0.43%。瑞士第一信贷则主要集中在高风险高收益相应收费也较高的低投资级别的垃圾债券业务上,其2004年债券承销收人为7.13亿美元,平均费率从原先的0.82%下降到0.47%。
花旗在债券市场占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前旅行者集团在1997年收购了华尔街主要债券交易商所罗门公司。但在过去几年中,花旗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逐渐下降。2003年,花旗在130亿份额的债券承销市场占有率高达1l%,比其主要竞争对手瑞士第一信贷10亿美元收入高出40%。而到了2004年,花旗仅占有8.6%的份额,仅比位居第二的JP摩根高23%。
股市暴跌、大幅加息或恐怖袭击,任何事情都会终结华尔街的好年景。许多公司都还沉浸在去年暴发性利润的喜悦中,希望在新的一年创造更好的业绩,Pinella公司分析师理查得分析认为,加息将制约股市,进而对并购交易和IPO业务产生一定的影响,估计2005年投资银行投行将很难取得如去年一样的收成。那最好说明一下作者是什么人,或介绍点相关背景.
不好意思, 因为本论坛出现过"转帖"现象, 又不说明, 给人以假象是自己写的.
二线投行的“中国攻略”
投资银行在世界上是什么档次,在中国会有一个相应的体现。公认最好的一级投行是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其次是美林、花旗、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等。二线投行进军中国的策略竟然出奇的一致,大致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以下我们仅以花旗和德意志为例)
第一阶段:大力发展投行业务。事实上,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金融领域活跃的境外投行,一直是美资的天下,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二线投行的投行业务,在进入中国之初,都不太理想。但进入2000年以后,花旗和德意志都因为关键人物的加盟,投行业务开始突飞猛进。
花旗在任克英到来之后,她连续抢下中国人寿、中国网通、中国建设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四笔业内瞩目的大单,让花旗一度傲视所有在华对手,任克英亦跻身亚洲区最成功投资银行家之列。
而德意志在中国投行业务的转机出现在2001年。这一年的3月,原高盛中国首席代表张红力加盟德意志银行,担任德意志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兼投资银行大中华区主管(现已升任德意志银行中国区主席、环球银行业务亚太区总裁)。此后,德意志银行在中国的投行业务在财务顾问、股票和债券承销等领域获得全面突破。相继担任中石油、华能国际收购深能集团、米尔塔钢铁公司收购华菱管线的财务顾问,担任中国人寿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此外,德意志银行还是去年中芯国际IPO的联席账簿管理人,并且获得了民生银行H股上市的主承销商资格。
投行业务的“破局”不仅为德意志和花旗带来了不菲的利润,更重要的是打开了知名度,以及形成的与中国政府高层的良好关系,从而使其获得了在利润丰厚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上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叫板的资格。
第二阶段: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众所周知,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开始时基本就是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的天下。就连美国知名的不良资产处置“专家”龙星,也不得不接受在中国开业两年后,一单没有接到的尴尬。其中的主因除了缺乏和中国高层的良好关系外,致命的恐怕还是缺乏在中国“响当当”的名气。所以二线投行在投行业务打开局面后,再进入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就显得“水到渠成”。
目前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花旗和德意志银行在与高盛、摩根斯坦利等美资投行的竞争中已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花旗这两年来在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处处如鱼得水的表现无疑是得益于其最近几年投行业务所带来的良好口碑。而德意志银行更是于2003年与信达合作,拿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证券化项目。2004年5月,在建行无底价拍卖42亿抵债资产的角逐中,德意志银行与摩根斯坦利也一道成为获胜者。
第三阶段: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开展商业银行业务与谋求参股中国的商业银行同步进行,完成中国金融平台的搭建。花旗做为首家在中国设立总部的外资银行,目前早已完成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布局。花旗持有浦发4.62%的股份,为第五大股东。
随着2004年11月德意志银行北京分行的开业,德意志在中国的分行数目也已达到三家,而最近一段时间,德意志银行与老对手荷兰国际集团争当北京银行战略投资者。在这背后,花旗和德意志银行希望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与参股中国的商业银行的意图已经一目了然。
汇丰创新投行研究模式
汇丰银行日前宣布对其研究部门进行全面改革,其中将包括把分析师数量增加一倍,到明年时将达到约100人,以及取消传统的“买进”、“卖出”建议。这些举措是汇丰为创建一家能同华尔街公司相竞争的投资银行,而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汇丰的新模式将进行7个月的征求意见阶段。按照这一新模式,分析师将停止制作包含买入/持有/卖出建议的定期研究。汇丰的分析师们将被要求每年创作四份长的“主题”研究报告,来取代每家公司发布声明后制作的“维护研究”,新报告将把目标对准某行业或某国家。
传统研究将重心放在12至18个月的投资周期上,而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主题研究报告将考察2至5年的投资时间跨度。这些长文将附有一份推荐股票的组合,汇编这些股票使用了一个数学模型,即“下滑风险理论”,旨在将股票价格的急剧下滑风险减至最小。汇丰还将提供“交易建议”,即篇幅短小的报告,服务对象是有影响力的对冲基金群体,这一群体支付的佣金要比机构基金管理公司高。
研究重点的改变将伴随招聘行动:未来6个月里公司将在纽约、伦敦和香港招募约50名分析师。而在几年内,汇丰的研究部门将完全由销售和交易收入提供资金。
回18楼:
摩根斯坦利对华经营理念
从摩根斯坦利全球来看,有一些业务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开展,现在,我们非常关注怎样能够把摩根斯坦利所有的业务都能拿到中国来做。
竺稼透露,包括基金管理业务、与中国的银行合作发行信用卡和以某种方式直接做中国业务的平台,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想要做的业务。
竺稼指出,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已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债券的发行人有意到中国来,争取向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等中国的金融机构销售他们的债券,而这也是摩根斯坦利正在开展的业务。
摩根斯坦利还将通过专门设立的直接投资基金和房地产基金,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大陆的主要投资活动。2006年年底,中国将全面开放信用卡市场,摩根斯坦利则希望以后有机会到中国来发行信用卡。摩根斯坦利希望最终能尽最大的可能,参与中国的国内资本市场。
地产投资
摩根除了代客业务以外,也有自己的主体。而这就是摩根地产部管理的地产基金。摩根地产基金潜入中国倍受关注,2004年年末,摩根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称中国房地产泡沫巨大,甚至计算出泡沫破灭的时间;而时隔不久,摩根地产基金却与复地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又与顺驰达成合作意向。
摩根中国区CEO竺稼表示,对于投资回报的考虑是决定因素。摩根地产基金看重的就是地产行业的高回报。
在全球性投资银行中,摩根士丹利在亚太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最为活跃:其下属的亚洲机会基金(the Asia Opportunity Fund)拥有25亿美元的自有资本,通过借贷该公司将具有100亿美元的购买力,通过投资开发与收购不良资产等方式参与亚太区物业市场。2004年4月,出于对香港地产市场前景的乐观预期,摩根士丹利下属房地产基金IV购入多项香港物业,投入金额达30多亿港元。2005年2月,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IV斥资3亿多元人民币在北京购买了23层、3万多平方米的商业写字楼—富力双子星B座。
2004年6月,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IV宣布与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府于2003年成立的综合性投资公司,专注于国有资产的重组改革)携手成功投得中国建设银行拍卖的不良资产中的2个资产包,账面总值28.5亿元人民币。据悉,摩根士丹利此次购买的资产大多为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商业地产,其中部分为在建工程,需要后续资金投入。同年11月,摩根士丹利与上海盛融合作,收购了位于上海人民广场核心区域的办公楼“世界贸易大厦”,市场估计成交价逾二亿美元。对于资本的退出方式,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索尼·卡尔西表示,如果能把投资项目出售给新加坡或香港的信托基金,对其可谓是一大胜利。
位于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西侧的明天广场,原由上海安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早于五月初已易手,盛传买家为摩根士丹利,估计成交金额约为三十亿元人民币。明天广场主楼六十层,总建筑面积近十三万方米,其中包括JW万豪酒店占二十七层,提供三百四十二间房间;此外,二万方米楼面作零售商舖用途。
除明天广场外,目前摩根士丹利还在与中青旅旗下的"淮海广场"和位于上海淮海路上的甲级写字楼"上海广场"控股方中海发展谈判。摩根士丹利在上海的物业投资正不露声色地加速进行。这三个目标大多位于淮海路、南京东路等繁华商圈,标的价格都是上亿元。摩根士丹利正在积极物色上海物业,其赌人民币升值的目的不言而喻。
外资基金开始转战写字楼市场,并倾向全幢收购,或通过入股形式持有写字楼物业。有发展商也指出,外资基金经常联络发展商,希望全幢洽购发展商持有的土储,近期更特别钟情在写字楼项目,主要由于住宅楼价已呈过热,索性把资金调往发展较为落后大市的写字楼及商场项目。
由去年下半年起,外资基金已逐渐由住宅市场流向商业物业市场,包括写字楼及商场;海外机构亦由于看好上海在2010年举行世博,积极在沪设立办事处,目前上海的写字楼空置率不足一成,其中浦西的空置率更低于百分之七,比较住宅空置率高达二至三成,沪写字楼市场相对较健康。
产业经营
该公司早在1993年已开始在中国进行长期直接投资—介入了包括平安保险、南孚电池、蒙牛乳业、恒安国际与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等行业龙头企业。
2004年6月,该公司推动其参与投资的蒙牛乳业(2319,HK)在香港成功上市,获得206倍的散户投资者认购,净筹资约9.21亿港元。
蒙牛上市发行的3.5亿股股份中,2.5亿股为新发,另外1亿股来自三家机构投资者(三家国外股东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的减持,并且共套现3.525亿港元。此前,三家机构两次出资共约4.77亿港元。而余下的1.25亿港元投资,得到的将是在蒙牛乳业中持有的11%股份,市值大约在4亿港元左右。对三家投资机构来说,已经是稳赚不赔了。
蒙牛管理层连同摩根士丹利基金、CDH、CIC在内的三名策略性投资者,日前又以每股4.95元至5.05元,向市场配售了3.15亿股蒙牛。这次三名股东每股以每股0.7488元成本,以每股5元配售出去,每股赚4.25元,折合录得盈利8.5亿元。
2004年10月,中国第二大水泥企业山水集团与摩根斯坦利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摩根联合鼎晖投资正式入股山水集团,以5000万美元的代价,获得山水全部水泥相关资产部分的30%股权。
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份,摩根士丹利就专门派人到大陆考察水泥行业,并拜访了国内几家有实力的水泥企业,重点了解中国水泥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各家企业的运营状况,为大举进入中国水泥行业作铺垫。
在分析家看来,正是对水泥行业的宏观调控,让摩根看到了水泥行业的机会。如果宏调对整个水泥行业是灾难,那么对优势企业则是机遇。宏观调控过后,规模较小的落后企业大量退出市场,正好为国外投资者的进入,预留了空间,扫清了障碍。
山水集团年底在建项目竣工后,生产能力将达到2000万吨,这些都是2002年和2003年上马的项目,都属于符合国家政策的新型干法技术,这将保证山水从此轮宏观调控中受益。正是以上因素,让摩根士丹利盯上了水泥业,发现了山水集团。
接下来,摩根要做的就是等待山水集团后进行变现。据悉,山水到海外上市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今年肯定能成行,目标是香港,而摩根斯坦利将是主要的包销商,普华永道负责财务审计。
2005年4月,摩根士丹利斥资5000万美元购买内地第三大家电零售商上海永乐家用电器有限公司20%的股份,计划协助该公司2005年在纽约和香港两地上市,筹资最多10亿美元。此次交易完成后,摩根士丹利将成为永乐家电的第三大股东。
2005年5月,汇控以10.4亿美元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手中购入平安9.91%的股份,高盛、大摩1994年6月各自参股平安保险的一笔3500万美元投资,在11年后获得了近15倍投资回报。
综合来看,大摩的投资走向,还是以入股,运作上市,套现为主
是不是发的东西不合大家胃口?如此这将是本主题的最后一帖!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
【业务经营】
美国投行垄断全球并购前四名
在利率相对仍然偏低,加上企业的多年重整,手上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全球并购活动正在增加。全球排名方面,美国投资银行垄断前4名位置,以2005年上半年计,高据榜首的是发生人事风波的摩根士丹利,令人有点诧异。大摩在今年首六个月担任顾问的购并宗数达187宗,并购总额为3588亿美元,排名由去年同期第四位跳升至第一位。去年首位的高盛则下跌一级至第二位,其担任顾问的购并宗数为163宗,交易额为3235亿美元。第3、第4位分别为J.P.摩根及美林,欧洲只有瑞银(UBS)能跻身第5位而已。
大摩领先高盛的交易金额会由首季的20亿美元大幅扩大至目前的300亿美元,主要是受惠于购并市场持续活跃,单是今年上半年全球已宣布的购并涉资便高达1.189万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8850亿美元。
另外,高盛在集资活动市场上蝉联榜首,今年上半年由该公司安排上市、配股或集资的宗数为62宗,涉及集资额达169亿美元。虽然高盛仍稳守“一哥”位置,但其市场占有率由去年同期的11.9%下降至9.5%,与其他对手的竞争优势逐渐收窄。去年排名第四位的瑞银今年升至第二位,其安排集资金额达167亿美元,只轻微落后高盛2亿美元。
高盛的优势缩小,除了因为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外,还因为今年上半年整体集资活动金额下降,较去年同期下跌近两成,而全球上市集资金额也下降13.4%至540亿美元,上市宗数由去年同期的668宗减少至527宗。
正值多事之秋的大摩日前公布2005年第2季盈利下跌24%,主要由于债券买卖、证券、商品及货币交易等营业额下降,法律开支上升,仅是在意大利一项涉及Parmalat Finanziaria的破产案,决定以庭外和解谈判已须作出1.4亿美元拨备。
金融集团的投行业务比不上“纯”投行
最新数据显示,花旗集团和JP摩根去年投行收费比例缩小,原因是摩根士丹利和其它“纯”投资银行在该领域的地位有所提高。
根据Dealogic的数据,在债券和股票销售、并购以及银团贷款业务上,花旗集团在全球所占的收费份额从2003年的7.7%降至去年的7.4%。JP摩根的份额同样下滑,从7.5%降至7.1%。而摩根士丹利的份额则从2003年的5.5%升至去年的5.8%,同时去年高盛的份额从2003年的6.2%降至6%。
高盛是全球第一大并购咨询服务提供商,此项业务的绝对营收从2003年的28亿美元升至2004年的32亿美元。该银行的固定收益、外汇、期货商品和外汇交易业务赚取了119亿美元。
花旗集团一直试图利用它的商业贷款业务赢取利润丰厚的投资银行业务。但数据表明,它的这种做法并没有进一步削弱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的地位。
在高盛和JP摩根的投资银行收入中,来自股票债券资本市场和并购业务的收入占了几乎相同的比例。
相比之下,花旗集团有49%的收费来自债券资本市场和银团贷款,而JP摩根来自上述业务的收入占55%。
在各家银行的业绩方面,相比去年年底公布的并购顾问排行榜,今天公布的数字也描绘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情形。比如说花旗集团,它在全球已公布并购顾问业务量方面排名第四。
总体而言,包括股票和债券资本市场、并购顾问和贷款业务在内,全球投资银行业务规模去年增长了17%,从2003年的456亿美元增至533亿美元。这一总额是2000年市场达到牛市顶峰以来的最高数字。
这一业绩部分要归因于股票资本市场去年的复苏,它帮助产生了27%的收入增长,使总额达到145亿美元。债券资本市场连续第三年产生了最多的收入,金额从2003年的164亿美元升至171亿美元。
国内券商对国际投行业务表现出浓厚兴趣
由于赖以生存的承销业务处于暂停状态,有望成为利润增长点的股权分置改革又没有大规模铺开,券商投行业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在增收乏力的情况之下,以前不被重视的国际业务重新引起了券商的注意。据了解,已经有券商把停开很久的国际业务部门重新搭建起来,准备同境外投行合作开发境内市场,从中分得一些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能够大规模开展投行国际业务的券商只有少数几家,多数券商仍然受到牌照的限制。事实上,B股融资停顿之后,绝大多数券商的国际业务部门已经名存实亡,原因是开展非融资项目能够带来的收益非常微薄。随着国内股市形势的急剧恶化,尽管国内券商对于跨国投行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开展业务的障碍在于没有境外市场承销的资格,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境内培养企业,然后再去寻找境外的合作方。不过,项目培育和前期协调工作也并非券商所独有,很多财务顾问公司在这项业务中表现积极,而且这些机构的收费相对低廉,容易获得境外投行的欢迎。据称这些财务顾问公司同香港投资银行合作比较紧密。
国际大型投行弃用统计局数据做研究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长9.7%,似乎远低于投资和货币增长的速度,令市场质疑国家统计局公布有关数字的真确性,而第三季的经济增长数字再度引起市场怀疑。
美林证券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数据值得商榷,因此重点应放在当局希望表达的讯息,并非斟酌个别数据的内容。
瑞银集团则采用该行的指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表现。瑞银集团亚洲区首席经济师安德森在报告中表示,由于怀疑数据的素质和一致性,故没有参考官方公布的数据作研究分析。
另外,油价高企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但在内地的经济数据中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痕迹;可是另一方面,内地媒体却大量报道民众排队购买油票,在西部大城市成都,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了应付群众大量购买油票,宣布全面停售有关产品。部分证券界再度质疑中国统计数字的真确性。
收费率决定投行服务质量
在美国和欧洲,企业往往是只忠诚于一、两家金融公司。在亚洲则不同,许多企业首脑的假定是,所有投资银行在处理交易方面的水平都差不多。结果,在大型首次公开发行及并购业务上,委托给哪家银行往往取决于三个主要标准:价格、价格,还是价格。
于是那些报价比对手低的投资银行更有希望赢得交易。在多数国家,低收费是金科玉律。自1997至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中,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为各投资银行带来的回报是全球最低的。据数据研究公司Dealogic的信息,去年,在亚洲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担任顾问的银行平均获得相当于筹资总额3%的微薄收入,相比而言,在美国这一比例是8%。
但日前低收费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第一个问题可称为“花旗集团问题”。这家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与亚洲地区的监管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日本监管机构指控花旗误导“几家客户”。具体的指控是,花旗告诉客户,只有购买该银行正在发行的几种债券,他们才能获得贷款,这一行为用反垄断术语来说就是“搭售”。
花旗集团遭到了四家分支被关闭的惩罚,这个不幸是一场更大范围内疲弱态势的征兆。由于主流业务的收费如此吃紧,因此投资银行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赚钱,哪怕涉及走捷径和违法行为。
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表示,他公司在企业和政府债券承销上几乎赚不了钱。但是,为同样的客户服务,在债券发行上如果赚1美元的话,那么提供衍生品和避险产品咨询能赚4美元。由于这样的回报,“搭售”产品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抵御。
亚洲低费率环境的另一个后果是,投资银行可能会草率执行交易,而令投资者吃亏。对投行来说,如果它们仅得到在纽约或伦敦收入的一个零头,它们自然不会给予高规格的待遇。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去年5月,当时中国银行和美林做出怪异的决定,“邀请”汇丰银行担任此次交易的顾问。中行和美林通过低价竞争,获得了有里程碑意义的香港政府债券承销资格。这两家银行绝不会承认,但它们一定已经体会到,如果没有汇丰银行的专业技能和分销力量,此次债券发行可能会出错。
今年以来,上市第一天就下跌的股票比比皆是,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投资银行家误判了市场,或者未能在定价上与公司对抗。但如果它们当初多花点钱,获得更好的顾问意见,那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亚洲投资者和公司应该认识到,付出多少,收获多少。
【圈内动态】
投行界的“娘子军团”
才五年的光景,中国基金市场规模已经追上台湾20年的脚步。飞跃的成长,让不少台湾投行人才带着台湾经验,到大陆开疆辟土,上投摩根富林明总经理王鸿嫔、荷银投资中国区总裁章嘉玉等人可为代表。
用一“妇”当关,万夫莫敌来形容她们,一点也不为过。两位铁娘子只身在诡谲多变的大陆市场打天下,手下尽是大陆精英,身边没带任何人。章嘉玉说:“全球的荷银文化都一样,就是喜欢用当地人。”
王鸿嫔前年只身到中国,筹组中外合资基金,不照大陆游戏规则玩,常被当成外星人。
第一次募集基金时,王鸿嫔因为拒绝承诺交易量,券商不肯帮忙卖基金,至少少募了10多亿元人民币,有些大机构因为要求管理费回扣,她也甘于让到手的鸭子飞掉。上投摩根富林明中国优势基金成立时,只募到16亿元人民币。
王鸿嫔说:“我只是要让员工知道:他们不会因为诚实、做不成生意,被fire!”她认为:“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令她骄傲的是,他们公司的赎回比例最少。
和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在大陆平均所得最高,上投摩根富林明外资色彩又浓,一些“重点大学”毕业生,挤破头才进得去。王鸿嫔说,她们用的都是北大、清华或复旦毕业生,其中不少人拥有财务分析师证照。
王鸿嫔说:“大陆人很努力、很优秀,但观念有偏差。”要矫正一些积非成是的观念很累。除了和券商谈判的主管需要一、两年经验,其他非主管级员工,她宁愿多招聘名校毕业没有经验的“干海绵”。
王鸿嫔说,有大陆投行工作经验的人较容易上手,但怕是“错”的经验。
中国人知道自己不足,希望“超英赶美”的企图心也强,王鸿嫔初到大陆前半年危机感很重,深怕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不久就认清金融业和制造业不同。她说:“金融人才、尤其是投信人才,没有五到八年的经验,成不了气候。”
“经理人没有操盘经验,都是在游干泳。”王鸿嫔认为,台湾的优势在于投资经验。此外,销售经验也很重要。公司虽然设计一套标准行销术,但和每个客户互动都是不同的情境,如何随机应变,让顾客满意,王鸿嫔认为,大陆人短期内学不来,她也不怕员工学了就跳槽。
谈到投资行为,王鸿嫔笑说:“北京年龄层最低的投资人,比广州最老的投资人还保守。”向北京人介绍金融商品,他们一定问:“有没有政府担保?”,广州人则喜欢自己当老板。上海人身处十里洋场,最具国际观,投资成熟度也高。
“别说投资人有省籍差别,就连我们员工,上海来的和北京来的,开会讨论都像两条平行线。”摩根富林明不乏国际经验,就缺了解在地市场的人才,这也是王鸿嫔不喜欢用“海归派”的原因。
金融业的成败由服务决定,可是,对看惯晚娘面孔的大陆一些消费者来说,“客气”等于“有诈”,甚至有投资人认为上投摩根富林明服务很好,只是因为准时送达对帐单,也让王鸿嫔啼笑皆非。
章嘉玉去年到大陆报到,去年底升任荷银投资的中国区总裁,接替前荷银资产管理中国区总裁李湘伟的位置。
湘财荷银前身是湘财合丰,去年3月发行中国第一个伞形基金湘财合丰系列基金,当时募集规模是人民币26.3亿元,认购数高达17.75万户,创下大陆开放式基金发行认购户最高纪录,也被誉为“真正走向散户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
对于广大的大陆市场,章嘉玉抱持谦逊态度。她表示,台湾和大陆的基金市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没有人知道大陆市场到底有多大。她也说:“在中国,很多的文化需要学习、理解。”
章嘉玉也相当肯定当地人才。她表示,中国的包容性愈来愈强,思想开放,急欲与世界、国际接轨,当地人才累积经验很快,这一、两年台湾本土经验,该学的都学会了
跨国投行中国高管为何跳槽频繁?
香港摩根大通银行投资中国部董事总经理方方,就跨国投行中国高管“连环”跳槽一事表示,跨国投资银行的中国高管跳槽是偶然现象,应该是出于个人因素。这种效应是连环的,比如我的公司希望把业务做大,高薪从你的公司挖来个人,你的公司这个职位就会出现空缺,怎么办?你去他的公司挖一个,他怎么办?他可能去别的公司挖人。一段时间内频繁的跳槽是这种连带关系引起的。
方方认为,跳槽频繁说明这个市场非常活跃。中国这个蛋糕是很大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市场深度加深,投资银行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所有投行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机会,很多投行都意识到,如果再不进来,就要错过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先来者不断拓展业务,后进者招兵买马,这都是跨国投行高管频繁跳槽的主要原因。
华尔街投行“金领”日渐褪色
2000年网络狂潮时期,华尔街曾大肆网罗MBA,但之后,网络泡沫破灭,熊市长达3年之久,令一众MBA叫苦不迭。眼见金融市场风云莫测,名校MBA现在宁愿干行销,也不想到华尔街当银行家。
华尔街的职位薪金极具挑战性,曾是名校MBA的生涯首选。但《商业周刊》的最新调查发现,今年,美国前30大商学院毕业的MBA,只有7.8%投身华尔街。杜克大学商学院的访问则发现,美国前11大顶尖商学院去年毕业的硕士中,只有10%有意到华尔街工作,低于2000年的14%、98年的16%,还创下10年新低。相反,行销、管理成为MBA心目中最好的工作,去年,41%的毕业生希望以此为职业。
调查发现,MBA对华尔街工作的怨言颇多,如工作时间太长,加上经历一连串金融丑闻后,光环褪色不少,现在已不是长期饭票、薪酬也不如往年。2002年曾到高盛交易柜台实习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一名学生,今年毕业后宁愿到陷入营运困境的美国航空公司任职,也不愿到景气回春的华尔街找工作。
非常感谢archeroo3!
我是今年毕业的研究生。自打入学后就一直在朝着金融业的方向在努力,现在毕业了却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这个行业持有这证那证,各种硬件的人实在太多了,自己恐怕是没有什么机会再进入这个行业了。
看到老兄的这些帖子,让我又为自己不放弃想法找到一些理由。谢谢!
我觉得我们国家未来3-10年年内将会是投行最活跃的时间,随着股权分置流动的改革逐步到位,国家将会不断取消企业并购的法律或其他障碍,国内企业近几年来靠高投入、扩大规模的增长方式来提升业绩或盈利能力将会出现萎缩(相对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使得行业内不得不展开激烈的竞争,通过控股、并购等多种方式来提高竞争力,最终达到回报股东、扩大市场等目的。事实上,近两年来某些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啦,比如啤酒行业、化工行业等等,成功的多,失败的也不少,这对我国投行来说是个很好的机遇,因此未来3-10年内将会是投行高速发展的黄金时间。
[em01][em01][em01]非常感谢archer003的大力支持
一直很想了解投行的运作方式和经营理念
现在确实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继续努力
[e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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