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列宁也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十月革命后，在政治上不允许其他的反对派的存在，在经济上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起农民极其不满。甚至导致了一海军基地发生兵变（这也是没有反对派可以表达他们的愿望的结果）。于是列宁利用它的权威抵住激进主义的压力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列宁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所以，到了史达林时代，新经济政策被否定了，在农村开始强制集体化的改革，结果导致乌克兰地区饿死了许多人。


人们在分析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的效果时，认为是列宁的政策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其实其根本的原因是，在家庭存在的社会中，农民的余粮不用买卖的方式购买，而用非买卖的方式征集是错误的。列宁的征集的政策脱离了家庭的社会现实，所以才会遭到抵制。史达林没有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并非是权宜之计，而是家庭存在的必然需求。史达林以为只要强制推行农业的集体化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结果导致了更大的恶果，这就是在欧洲的粮仓——乌克兰——饿死了许多的人。


在中国大陆，一开始还是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农民很高兴，但后来激进主义不满足，不过瘾，田被收为集体所有，农民没有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也饿死了许多人。一些人分析这段历史时，也是抽象的认为是当时的政策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策脱离了中国社会是家庭的社会的现实。而耕者有其田则适应了中国社会是家庭的社会的现实。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则很大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一些人还是抽象的认为是“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其实从这个政策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个政策适应的是家庭的存在的现实，所以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所以，反思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有波折，但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脱离现实，到逐渐接近现实的过程。不过，由于激进主义仍然没有认识到家庭的作用，所以难免还会有什么激进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再次搞出激进的政策来。


我们必须踏在坚实的基础上，要认识到，家庭是一个坎，在这个坎没有越过以前（当然不可以用暴力来越过这道坎），任何的激进的政策都是脱离现实的政策。比如说，不允许两级分化，这在家庭的社会里就是不太现实的。比如说国企的改革，在家庭存在的情形下就难免会资产流失。比如说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这在家庭存在的社会里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有各自的利益，需要表达各自的诉求，反对派的存在可以制约执政党的过分激进的及不合理的政策，避免更大的恶果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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