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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2

    书摘:唐山地震三十年

  “要正面报道地震。”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

  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

  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你遗憾吗?”

  “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

  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

  我说:“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

  事后却后悔。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子没拍好。”

  他说:“为什么?”

  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种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干,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

  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

  见面会上,有位高位截瘫的女性被介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

  采访时,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断裂,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但她决定当一次母亲——“我要夺回地震从我身边夺走的一切”……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之后她三年没出门,把自己囚禁在家里。

  见面会的当天,是当年她儿子夭折的日子。现场需要的,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她说:“无法表露一点哀伤。”

  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但没有。她拿出当年写的书,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捏造过情节。她在书里写,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

  她拿出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

  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吸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口红给她,让她涂上一点。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挺平静地说:“瘫痪后小便失禁是感觉不到的,常常是裤子尿湿了才知道,来不及,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我小臂上全是碎鸡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浇在我的身上。

  (www.earm.cn/田成杰2014-1-22整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自《看见》,柴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本文摘自该书第十二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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