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题：以放开计生解养老之困无异于饮鸩止渴

　　关于人类社会的年龄结构，最近几十年，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这本来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却被一些人莫名其妙地视为人类的负担。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个叫做“抚养比”的概念。
　　什么是抚养比？也就是说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
　　设总人口为N，老年人口为N1，劳动人口为N2，未成年人口为N3，显然应该是：
　　N=N1+N2+N3
　　老龄化率m=N1/N
　　与之对应，幼龄化率y=N3/N
　　与之对应，劳动力率w=N2/N
　　显然，m+y+w=1
　　而总和生育率s=N3/（N2/2）=2N3/N2=2（N3/N）/(N2/N)=2y/w
　　把上述定义式联解，得到：
　　s=2y/w=2y/（1-m-y）
　　m=y（2/s-1）+1
　　社会抚养比n=（N1+N3）/N2，可以把抚养比分成两个部分，即老年人抚养比n1和未成年人抚养比n3。即：
　　n=（N1+N3）/N2=N1/N2+N3/N2=n1+n3
　　把m、y、w的定义式代入到上式中，
　　n=m/w+y/w=（m+y）/w
　　如果增加总和生育率s提高幼龄化人口数量，则y增加且总人口增加老龄化率m会下降，但也同时减小了劳动力人口的比例w，结果对于n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并不是传统认识的只要增加生育率s就会降低抚养比。道理很简单，增加的人口也是需要抚养的。
　　实际上很多人出于强烈的生育本能欲望，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默认新增人口是自己的孩子，并下意识地回避增加孩子的造成家庭负担急剧上升问题。如果我们换个思路，比如问：领养一个小孩给自己的孩子做伴儿怎么样？恐怕没有人会认为领养一个孩子会减轻家庭的抚养负担，都会立刻考虑抚养能力的问题。
　　实际上，现今年青一代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所以很多人自然选择了晚婚晚育和少生育。只有那些财力无忧特别喜爱孩子的人才会对添丁带来的负担不加考虑。
　　必须指出的是，抚养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道德伦理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不能纯粹用人口变量考量一个社会的抚养负担，而是应该用抚养费用的多少来计算抚养负担的轻重。尤其是，抚养比概念涉及到老少两个人群，不能把负担之重都归罪于老龄化，而对另一种负担却网开一面。
　　设定养育一个人口直至工作年龄的费用f3是抚养一个老年人直至终了的抚养费用f1的x倍，即f3=xf1，那么用抚养费表示的抚养负担F就是：
　　F=(f1*N1+f3*N3)/M=f1（N1+xN3）/M=f3（N1/x+N3）/M
　　其中，M表示总的抚养费用，它是劳动人口的储蓄和老年人口的储蓄和退休金收入。
　　多生或者少生，生育人口也就是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是不会变化的。当然老龄人口数量N1也不会随着孙子的多少而改变。
　　一个员工能否以自己要添个孩子为理由要求老板加薪？恐怕这个理由不能成立。
　　所以，我们可以设定N1、N2不变，M也不变，而变化的只是人为调整生育率s带来的总人口的变化和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比例。
　　上式清楚表明，一个社会的抚养负担F随着未成年人口N3的增加是增加的。
　　我们考虑抚养费的来源问题。
　　抚养费用可以看做是整个社会储蓄S的一部分，令M=tS,t≤1。把M=tS代入上式我们还可以得到：F=f1（N1+xN3）/tS。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抚养负担随着抚养费的增加而减轻，随着储蓄的增加而减轻，随着愿意从储蓄中拿出用于抚养的比例t的增加而减小。道理如水之澈无须赘述。
　　全世界都在吵闹中国人对储蓄的偏爱，希望中国人拿出更多的钱去及时消费，以对世界经济做出更多贡献。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历来是长思远虑的，不同于西方流行的那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不了今朝就寅吃卯粮的模式。中国人如果是为养老养小而储蓄，储蓄并不是一个坏事。庞大的储蓄有利于缓解庞大人口如何养老的问题，这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只有益而无害的。
　　新生人口的增加或者老龄人口的消失，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如果是为抚养而储蓄，其使用就不会像经济学家担忧的那样，庞大储蓄会如出笼的老虎或者决堤的堰塞湖。
另一方面，大多数民众都不是理财和投资高手和专业人员，储蓄等于是把资产交给自称是理财专家的银行家们去代为打理，而且形成了银行的一个稳定的资本来源。凯恩斯认识到了这一点，要求银行家把民众的储蓄S尽可能用于投资I，并认为S=I是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所以，讨伐中国人偏爱储蓄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考虑储蓄的来源问题。显然储蓄源于收入，我们也可以把储蓄率引入进来。至于收入和抚养负担F的关系推导，几无难度，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