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邦济世大才与编织皇帝新衣高手

中国高层已经指明了目前中国面临“四大危机”。这表明了中国有自知之明和直面问题的精神。特别新一届领导人更发奋有为、勇救时弊，大得民心。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而且要救治社会沉疴，需要有大国手；所以目前时局容不得过份乐观。

在四大危机中，最大危机非能力不足莫属。因为治理这样的大国、医治这样的沉疴，必须有大国医，江湖庸医无济于事。本来事在人为。中华几千年历史表明：可称得上盛世的朝代，都人才辈出。实际上正是这些人才成就了盛世。国人家喻户晓的是贞观盛世。贞观盛世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而之所以能成就贞观盛世完全归功于李世民的品识和恢宏气量。众所周知，贞观时代的杰出人物魏征和王珪都来自于李建成的敌对阵营，而李世民择贤任能，不记私怨。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先例，齐桓公拜有射钩之仇的管仲为相，结果成就了春秋五霸之一的伟业。而衰世乱世无非奸恶当朝，贤良被逐被戮。

那么什么是人才？人才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显然是个重大问题，必须弄清楚，不然无法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能力不足的危机。众所周知，中国是盛产经济学家的国度，被媒体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不下百人，而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便成千上万；并且中国有众多的智囊机构，据说社会科学院最近被评为亚洲最大的智囊机构。显然这些现实和能力不足相悖。原因又何在呢？根本原因在于经邦济世大才与编织皇帝新衣高手风牛马不相及。实际上，中国经邦济世大才稀缺，而编织皇帝新衣高手众多。众所周知，当下中国每代都创立了一个煌煌的新理论，就是这些高手的杰作。的确在苏联模式体制中，有催生编织皇帝新衣高手的土壤。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众所周知，康生、姚文元等就是此中高手。

有朋友问笔者：为什么在邓小平时代不存在的问题却发生于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时期？这一问题的确令笔者不知所措，无言以对。若邓公泉下有知，也只能愤恨加无奈！有人说某某是当今中国的奇才，辅佐了几届领导。此君的确际遇非常，凡人难及，实实在在是务虚的高手。但也仅此而矣，无补于“四大危机”。记得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写道：“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行文至此，我们看看先贤怎样定义人才：“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显然这一人才标准是德智统一的，更重德行，缺德便是不肖之徒。依此可见经邦济世大才必须具备的素质了。

那么经邦济世大才与编织皇帝新衣高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在位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然于心，才能选贤任能，共成伟业。当然此中的区别甚多，不妨罗列几点如下：

其一、真正的贤才，必举贤荐能，必不嫉贤妒能。众所周知，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便向桓公推荐五杰：隰朋、宁越、王子成父、宾须无、东郭牙。推荐隰朋为大司行，宁越为大司田，王子成父为大司马，宾须无为大司理，东郭牙为大司谏。

其二、经邦济世大才务实不务虚。治大国如烹小鲜，不是写文章凭空臆断。

其三、真正的贤才不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而兼收并蓄，一切真知卓识都有益于治国。

最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世界不断变易，矛盾循出不穷，务必求真求实，不能死守成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