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专栏作家 李拉亚

进入1990年代后，欧美经济理论界开始以目标制理论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管理方法。不同的经济理论采用不同的目标制。新古典经济理论采用单一目标制，即通货膨胀目标制，以稳定物价为唯一目标。新凯恩斯经济理论采用双目标制，即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既要稳定物价，又要促进就业。1990年代中期后，目标制理论与政策透明理论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流模式。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货膨胀目标制退出历史舞台，但目标制理论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并且还有新发展。宏观审慎管理以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为目标，或者以预防和化解系统风险为目标。这是原有目标制没有的新内容，将促进目标制理论发展。
　　中国央行现在实施多目标制，并强调要预防和化解系统风险。在央行原有多目标中加上预防和化解系统风险这一新目标，央行会面临一系列理论问题要研究，如货币政策目标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是否相冲突，是否会出现新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等等。又如系统风险不像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那样有可以观察的指标。金融系统稳定和系统风险均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指标。央行将预防和化解系统风险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需要落实到可以具体测量的指标上。
　　中国新一届ZF提出了合理区间论。其经济增长下限和通货膨胀上限与目标制相关联。我们可以借助于目标制理论研究合理区间论，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解释。同时，合理区间论也会推动对目标制理论的研究。
　　中国经济学界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讨论过目标制问题。这些讨论现在看也没有过时，我们可以原文照搬过来。笔者于1991年说过：“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不变的稳定的经济速度出发来调节货币供给及配给限制。这种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称之为中速增长，指国名收入增长速度为6%。这就是所谓的固定增长率规则。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ZF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ZF目标不变，ZF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ZF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ZF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见笔者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第262页）
　　国民收入增长6%，不同于GDP增长6%。国民收入指物质生产部门，其增长较之GDP增长更为困难。当时讨论的固定增长率规则，虽有别于通货膨胀目标制，但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 1991年，欧美国家刚刚开始推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国经济学界已有与他们类似的认识。
　　当时中国经济理论界也讨论了双目标制。“基于上述认识，并以本书的理论分析为依据，我们认为制定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宜以降低通货膨胀与维持必要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这是两个不相容的但又应兼顾的目标。”“并且近中期内不要改动这两个目标，维持目标的稳定性。”（《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第256页）
　　同时我们还讨论了多目标制。笔者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3节<<政策的目标与手段>>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要考虑许多目标：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等等。这些政策目标并不都是相容的，如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就存在矛盾，短期内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然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而抑制通货膨胀又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制定政策纲领，要兼顾不相容的政策目标。制定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必须同时考虑维持经济的必要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政策的着重点有所不同。” “确定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般而言，综合政策效果比单一政策效果要好。综合政策可分散政策的成本，减少政策的风险，提高实现目标的保险系数。” 现在中国央行是采用多目标制，但以稳定物价和促进就业（或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主，同时也要兼顾其它目标，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政策的着重点有所不同。”
　　中国经济理论界讨论目标制时，已经考虑目标制对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的作用。笔者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3节<<政策的目标与手段>>指出：“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
　　作者为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教授，本文为其《中国经济宏观审慎管理问题》系列文章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