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渐进模式

渐进模式是指资本项目开放前先开放经常项目，特别是贸易项目以及先进行国内金融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从资本流入开始，逐渐过渡到资本流出。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认为，只有具备国内借贷活动在均衡的利率水平上进行，国内通货膨胀率在可控的水平上并且本国货币没有必要持续的贬值，具备充分的套利条件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等条件，才能实现资本项目的开放，过早的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可能会产生外债堆积和资本外逃。

他在《经济自由化——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了四个阶段进行经济改革的建议：（1）控制财政；（2）开放国内资本市场；（3）外贸改革；（4）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他看来，政府首先要有在国内进行资源调配的能力，然后取消贸易壁垒降低关税减少进出口贸易的扭曲和失衡，再次就是从事国内金融改革，包括金融中介的改革、利率的市场化、资本市场的自由化，目的在于促使国内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这样资本项目才会稳定下来，接着，政府就可以放大汇率的浮动空间，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在完成这些改革之后才是开放资本项目，使国内经济融入全球。这样的一个最优次序安排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调节速度是不同的，金融市场的调节速度要快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调节速度。

（一） 激进观点

激进派的学者认为，不必把资本项目的自由化顺序看的太重，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可以与国内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同时进行，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该先与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渐进模式可能会与全面实施自由化的目标不一致，如果一旦在某一阶段的改革中出现利益集团，其力量足以阻碍改革的实施，而所有阶段的自由化同时实施，有利于在参与者之间达成一致。这种激进观点的实际上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考虑，即国内实施的各种改革面对种种的约束条件，仅靠自身的约束力量难以顺利的推进改革，而在改革的初期实施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实际是推动更广泛改革的催化剂。

我们认为，虽然激进观点从政治经济学上可以得到理论的支持，但也忽视了诸多问题：

（1）典型的经常项目自由化需要本币贬值以抵消减少国家保护的副作用，如果同时开放资本账户，由于外国投资者对当地资产需求的反应要快于经常项目开放后对贸易流动的反应，将导致货币的升值，经常项目赤字，不利于一国的经济改革；

（2）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流出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造成冲击；

（3）在国内仍有各种管制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会加重国内的扭曲，导致资源的错配和福利的损失。

（三）中间观点

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先后顺序问题上，至于开放的速度如何并不是考虑的重点。这种观点强调，资本项目的开放应是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如何在国内部门改革和对外部门改革之间进行协调是考虑资本项目对外开放顺序的重点，也就是说，资本项目的开放与整个国家的内外环境相互联系的互动关系，在每一个国家中，资本项目的不同部分应在不同的阶段实现自由化，是与经常项目的自由化和国内金融改革同时进行的，而且也是与该国总的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的。在某种情况下开放某些资本项目是为了应付当时的不利经济形势的一种选择。总的来说，这种观点更加强调资本项目开放的内部顺序，即在所涉及的40多个项目中哪些项目是应该先放开的，哪些是后放开的，如对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的次序安排，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次序安排，等等，这些次序安排应视一国宏观经济状况和目标、外贸与金融改革的进度而定。

请问我国渐进开放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剩余项目的开放应对时机和次序作如何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