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厚投资

•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国际传统惯例大不相同。
• 一旦投资函数被引入到模型中，就会存在不确定性，且就像爱尔兰那样，较小的冲击就会对投资、生产力及产出增长——以及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 引起爱尔兰经济困境的一些因素在中国进一步加剧。
• 当投资正在进行时，需求增加；当投资完成时，供给增加；假设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中国经济早已是硬着陆，更不用说投资实际上已经减少。
• 持续快速的投资步伐实际上等价于庞氏骗局：一旦投资减缓，体系就很有可能崩塌。
•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泡沫，“再平衡”是不现实的。
• 更糟糕的是，潜在增长将大幅减缓；许多对经济的预期基于造假的财务数据——这很有可能引发泡沫破裂以及庞氏骗局般的结果。
• 由于长期投资以及投资决策都基于不切实际的预期，泡沫将越来越大，直至破裂。
• 在中国，软着陆几乎不可能：中国只能选择硬着陆，或者不着陆；但是选择不着陆仅仅意味着在将来会硬着陆。
• 如果这一问题是棘手的，那么在财务方面也不乐观；在跨时期不均衡的情况下，金融工程的设计让人联想到一些投资高收益的假象，而这十分危险——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 毫无疑问，如果愿意，中央政府本应有财力来救助地方政府以及影子银行系统，但是，这样做的成本会进一步加剧此次庞氏骗局。
• 政府目标似乎在于保障“贵族”的经济利益，并意图防止在中国重演类似法国或俄罗斯所发生的革命。
• 由于希望降低近期硬着陆超出政府承受范围的可能性，政府也许已做好在宏观货币政策及信贷政策上担负更多短期宏观风险的准备。
• 但任何试图达到软着陆的尝试以及金融模拟措施都将使硬着陆的风险加剧。
• 现在，要想阻止中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还需要许多的好运气。
  

近期中国PMI指数疲弱、信贷紧缩现象出现、影子银行体系受到冲击，都重新定位了国际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前景的关注重点。那么事态究竟如何呢？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的改革思想，始于邓小平，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其深化，这意味着中国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从此能够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但是，生产这些商品需要机器和工厂。最初，由于生产许多商品，机器和工厂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可以在全球市场中已非常高的价格售出，中国也因此迎来了一股投资热潮。此外，由于中国家庭希望提高工资，预期收入将比当时收入更高。根据基本的宏观理论，家庭希望消费能与收入相符，因此中国消费水平也会有所提高。但由于建造工厂需要时间，所以当时国内需求的增长比供应更快。

国际宏观经济学中，在中国，物质资本积累以及预期消费主要来自于世界其它国家的金融资本流入——经常账户赤字。但是国际宏观经济学并未将中国为实现“赶超”目标所形成的特殊经济结构以及政策特点考虑在内。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受毛泽东主义影响，国内绝大多数的居民十分贫穷（甚至比希腊或葡萄牙等国的居民更穷）。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就是尽管政权不再是毛泽东的，但它仍然属于共产党——以及贵族，之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生存活动的程度以及社会保障缺失的现象开始快速增长，意味着即使许多工人从温饱型农业转向制造业并享受到在他们生活水平中的一些改善，生活中那些不可投保的特殊风险（疾病、长寿、财产被强行剥夺等各种不确定性）也随着存款利率的提高而上升，而不是理论上所认为的下降。因此，尽管中国的消费增长与国际标准相比较快，潜在产出的增长率依旧不足。为了防止产能过剩不断加剧，投资比率变得很高。但对于如此高的投资比率而言，要在消费水平潜在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获得利润，这些新增资本的产出就必须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购买。反过来说也就是要确保能够维持事实上被低估的汇率的竞争力。

我们曾解释过如何才能打破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如“薄熙来倒台与房地产市场：中国是否成为又一个爱尔兰？”为方便读者，我们再回顾一下相关要点：

• 多数主张认为，由于资本/劳动力比率尚未达到稳定水平，中国不存在过度投资引发硬着陆的风险。
• 只有在不存在独立投资的情况下，资本/劳动力比率不断收敛到稳态水平才有可能实现。一旦推出某种投资功能，即便不主张“凯恩斯主义”，也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且带来的小幅冲击也可能对投资、生产力和产出增长产生巨大影响。
• 此外，一旦放弃极端假设（小型开放经济），过度投资时期所创造的有关“清算”的“奥地利”问题以及“凯恩斯主义”问题将会产生乘数效应。
• 有两个假设对解释为何中国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不再存在而言很有必要——劳动力对高生产率行业具有完全弹性的供给，且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又是价格接受者。
• 中国制造业的股票成本或许已经达到或接近所需目标；当某个行业已经达到所需的资本存量时，该行业的投资实际上将会下降，且下降幅度绝不止我们所看到的增长率跌幅。
• 爱尔兰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相似之处是，最初或许合理的投资热潮是在没有顺从虚拟的小型开放经济的情况下产生，由于制造业生产力增速减缓以及盈利性受到挤压，这股投资热潮逐渐通过不合理的利率演变为房产泡沫。
  

阻碍爱尔兰工资上涨的因素——生产率上升、劳动力短缺、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长期经济增长预期过于乐观、信贷和房地产泡沫、政府任人唯亲——都使已深陷产能过剩危机的中国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爱尔兰在全球市场中几乎微不足道（除了生产万艾可，而当辉瑞制药专利过期时，爱尔兰制药业出口额下降），因此不太可能在出口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当然房产业情况不同，爱尔兰将资源转向非贸易行业，这将使生产率增长减缓，并导致严重的行业产能过剩）。而在中国，由于是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价格制定者，因此许多行业的产出由需求决定，且在很多行业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维持提高竞争力下降行业的产出会造成产能过剩，并要求这些行业吸纳更多固定投资。

让我们重申：在执行投资时，这项投资会被计入需求中；当投资完成后，就将被计入供应之中。在中国，投资在GDP中占比颇高，因此如果投资增长大幅减缓，将会使中国更早实现硬着陆，同时还会对消费产生乘数效应，更不必说投资实际上已经减少。而这种情况十分可怕，不仅仅是对中国，更是对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