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ontent_title" style=";">施蒂格勒从两大假设探究政府规制失灵</div><div><div id="content_about">2008年02月25日&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来源：<a href="http://paper.cnstock.com/paper_new/" target="_blank">上海证券报</a>&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作者：⊙梁怡</div></div><div id="content_article" style=";"><!--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　　⊙梁怡 <p>　　</p><p>　　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 of Economics）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是系统研究政府规制活动的应用经济学。其发展演变与其它学科一样，也随着规制活动本身的发展而不断演变。</p><p>　　关于规制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发明使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面临强烈冲击，比如铁路运输的发明与推广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资，而自由竞争市场难以迅速聚集所需资金，这便引起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有效性的质疑。1839至1850年间，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学家和官员们就对铁路部门实施规制的市场效果（包括对生产者福利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等）展开论战，这场论战奠定了规制研究的基础。</p><p>　　对规制研究100多年的发展史，可以作这样一个判断，即规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经济演进的结果，在市场失灵，竞争引起生产、资本集中而导致垄断的出现，以及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善等情况下逐渐形成并趋向于成熟。</p><p>　　对于规制的界定，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Daniel F·Spulber认为，政府规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日本学者金泽良雄则认为，政府规制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内的问题为目的，政府干预或干涉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p><p>　　由于规制活动是由政府根据其对市场发展状况的感知来展开的，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们对政府角色的理解，可将规制研究分为不同阶段。政府俘获理论是规制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由于市场失灵并非规制的充分条件，规制也不必然体现为实现公共利益，以探求规制政策政治成因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研究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成为西方规制研究的主体（Mainstream）。</p><p>　　所谓政府俘获，大致可这样理解：政府规制的提供是为了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需要（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获），规制者被特定利益集团所俘获（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获）；政府规制成为特定利益集团（即被规制者）获得更多利润的工具。</p><p>　　实际上，对规制俘获现象的研究早从20世纪初就已开始。1955年美国学者伯恩斯坦（Bernstein）就提出，规制的供给源于产业规制需求，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被受监管的产业所控制，在此情况下，规制行为最初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就会遭受挫折。</p><p>　　197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首次运用经济学来分析政府规制的产生，开创了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理论。施蒂格勒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受规制产业并不比不受规制的产业具有更高效率和更低价格的结论，这使得人们充分意识到了政府规制失灵的存在。施蒂格勒理论基于两个基本假设：政府基本资源是强制力，各个利益集团通过说服政府使用其强制力来提高自己的福利；各个利益集团在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中都是理性的。 </p><p>　　1976年，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佩尔兹曼(S.Peltzman) 扩展了施蒂格勒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最优监管政策”(optimal regulatory policy)模型，探讨了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均衡是如何决定政府监管供给的。佩尔兹曼理论基于这样一系列的假定：将利益集团简化为企业和消费者，规制者简化为立法者；利益集团和规制者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消费剩余最大化；规制者则寻求最广泛的政治支持，体现为追求选票数量的最大化。</p><p>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进一步提出，规制的实质在于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决定政府规制活动的是利益集团的相对影响，而不仅仅产生于市场失灵。</p><p>　　以S-P-B规制均衡模型为代表的传统俘获理论，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忽视了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不能用委托 - 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规制俘获问题，理论体系上缺少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和实践主要局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而对于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很少涉及等。</p><p>　　对转轨国家中俘获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研究始于20世纪末。1999年底，世行专家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乔尔·赫尔曼(Joel S．Hellman)等人在世界银行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支持下，以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为调查研究对象，对22个转轨国家中的近4000个企业进行了“商业环境与企业业绩调查(BEEP)”，从而对转型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作了较全面且有开创性的研究。</p><p>　　在报告中，他们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入手，将转轨国家中企业对政府施加的负面影响分为三种意义和可测量的类型：一是政府俘获，即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来使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政策和规章；二是依靠影响力，企业没有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所得就可以使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政策和规章；三是行政上的行贿，企业通过向政府公职人员的小额贿赂使政府在实施现有法律、政策和规则时变通执行。</p><p>　　对于政府俘获的研究对于现代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极为重要。正是由于政府俘获，社会经济才陷入恶性循环，而当累积到一定程度是又会进一步导致国家全面腐败。政府俘获不仅是腐败现象的表现，而实际上更是政府治理无方的根本原因。正确认识政府俘获对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