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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乔治·斯蒂格勒: 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
文/乔治·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科学界有项定律，那就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在专业领域发挥影响力，那么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要能影响与他同时代的人。假如不能为当代人注意，他就丧失了这个机会。某些曾遭忽视的科学家，纵然可能因后世发掘了其杰出的研究成果而得享盛名，但他的重要性却无从提升。高林（Gossen）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对效用理论（utilitytheory）的发展可说毫无贡献。库尔诺（Cournot）也算是位奇才，他的某些著作或许对埃奇沃思（Edgeworth）及后进学者的寡占理论有所影响，但是经济学界谈到寡占理论的发展时，都是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而不会追溯到库尔诺著作出版的1838年。
易逝的名声
      在当代得享盛名，也并不能保证未来名声能永保不衰——若干只是领导一时科学风潮的人士，在科学史的纪录中会逐渐褪色。今天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大概不会知道，在30年代末期，一篇探讨有关美国经济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的论文，成为广泛讨论的议题，但汉森现在却无法享有他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兴。即使是钱伯霖的独占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理论，于今看来显然也无法为经济理论指出基本的新方向。
      因此，科学的创造力——成功且持久的创造力——必须为当代人士所认可，否则那将只是个人的成就，而不能成为社会整体的成就。参与这一系列讲座的经济学者，至少都满足了研究成果为当代所认可的这项条件。至于他们的贡献，是影响深远，抑或只是一时的风潮，则有待后世的认定了。
      怎样才能在经济学领域发挥创造力？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相关的条件已经起了一项基本的变化。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19世纪80年代，非本科出身的人还有可能成为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时至今日，经济学界的重要成就或贡献，绝少出自非经济学家之手。像亚当·斯密与李嘉图或甚至瓦尔拉斯与埃奇沃思，他们的经济学知识是自修而来，并未受过专业的正式训练。即使是近代，在经济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非经济学者，我能够举出的也只有阮赛（Ramsey）、霍特林以及冯纽曼等寥寥几位；当然，他们个个都是非常高段的数学家，而且也都是四十年前或更早期的人物了。
      所以，如果要想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是在什么条件下获得的，就必须深入探究当代学者求学与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但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不可或缺条件。因此，接下来我将用半自传式的角度剖析我的经济学之路，尤其着重说明我所经历的训练与工作条件，是如何影响我研究的问题与使用的方法。
      我生长于西雅图，也一直在那里接受教育到大学毕业，取得了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企管学士学位，之后获得芝加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企管硕士学位。为了避免失业，我在华盛顿大学待了一年多，然后再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上这几个句子涵盖了我求学过程的22个寒暑，细节容后详述。家父与家母分别来自巴伐利亚（Bavaria）及匈牙利。家父原是酿酒师，但在美国颁布禁酒令后，无法再以酿酒为生，因此萧条的二三十年代，他在西雅图地区以买卖及整修不动产为业。在大学之前，我对功课并不认真，各类书籍则是囫囵吞枣，谈不上有系统地研读。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成绩优异，但却经常选错课程。我自己缺乏判断能力，而父母所受正式教育有限，也无法给我指引，因此我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科目，就是没有选修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我后来相信一种说法，那就是如果把在一个领域钻研的程度以数字来表示，那么大学部和研究所的训练，可能是一与八之比，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证明。华盛顿大学虽有几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者，但称不上是第一流的大师。
      西北大学打开了我的眼界。不过同样地，我还是选修了太多实用的课程，这次比较偏向于都市土地经济学。当时，我的老师是干练也善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者伍德伯格（Coleman Woodbury），我决定以学术作为终生职业，受他的鼓励极大。不过，1933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对经济学的了解可以说近乎一张白纸。当时我自己并不了解这点，毕竟22岁的年轻人还不太懂得谦虚。
名师风范
      在芝加哥大学，我遇到了三位至今我还是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奈特、西蒙斯以及一年后从美国财政部返回校园的威纳。
      奈特是一位杰出但有点不循常规的老师，他的教学天马行空，不断变换讨论的主题，但却一再反复强调自己的论点。在经济学史的课程里头，他最感兴趣的是宗教史的黑暗面，但对自李嘉图以下经济学界大人物所犯的偏见与错误，他也是津津乐道。他的卓越由所有学生无不受其影响即可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知识的追求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即便是全心全意追求真理与证据的优秀学者，也难免遭遇重重困难。
      西蒙斯是亲持的弟子，但是他的例子足以昭告我们，身为弟子者仍可独立思考，对老师的某些理论存疑，或抱持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西蒙斯认为，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经济活力危在旦夕。奈特则是从比较开阔的眼光来看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社会愚行史；当时存在的危机固然很严重，但也不乏先例，而且也会一如既往被拙劣地解决掉。反之，西蒙斯却由衷地相信，30年代的危机一定要妥善处理，否则文明的基本价值将遭摧毁，因此他也一生致力于这项工作。
      奈特和西蒙斯两位都成功地灌输了我一个观念，事实上他们可能强调过度了，那就是在科学的研究工作上，名声大或官位高都无足轻重。他们谆谆告诫，要细听论点，详查证据，而不要在乎对方身份、学历及年龄。在这种藐视权威的教育下，养成了我们一种特别的倾向：比之于早期的观念，对当代的观念与想法更应该以存疑的态度来看待。然而，当时老师并未明确指出这种区分的必要，只是在教学中间接表达出来，因此当时我还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别。他们会举例说明，李嘉图以及马歇尔这些前辈大师，就算是他们的错误与缺失，也比当代一些无意义或不成熟的论点，更值得我们留心注意。虽然他们没有明说，学生自可据以推论，早期经济学家的成果已受过时间的考验，因此较值得尊重。
      隔年，威纳重返芝加哥，他是一位作风完全不同的学者——博学多闻，教学风格严谨而系统化。威纳建立了芝加哥新古典个体经济学理论扎实训练的传统，也包括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经济学三0一课程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几近于畏惧。我仍然记得，有一次他要某位学生列出决定商品需求弹性的因素，这位同学一开始答得还不错，但不久后就误把供给面的因素列了出来，只见威纳冷冷地说：“某某先生，你不是这一班的学生。”威纳的说词也引发了班上同学的紧张情绪。不过在课堂外，他倒是亲切而乐于帮助学生，而我对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与益友切磋
      我在芝加哥也碰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同学，当然，与他们交往方式与教授不同。我最好的朋友有弗里德曼以及沃利斯。我很快就发现了弗里德曼的才华：逻辑清楚，视野宽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别人的论点——也能很快地发现别人的缺失。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深刻的影响。
      沃利斯处事干练而有条理，所以我们早就预测他有朝一日会当大学校长。一年后，萨缪尔森这位大四的学生出现在我们研究所的课堂上，很快地我们就领教到他的资质不凡。和这些同学的接触[鲍尔定与卡尔生（Sune Carlson）也在其中]，让我首次有机会和一群心智一流的人物经常交流，也使我终生都珍视这种经验。
      我的博士论文由奈特指导，写的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题目。他一直以关怀与宽容对待我这位学生，不过回想起来，其中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由于他作风强势，要求很高，因此长久以来我所阅读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基本上都是透过他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日后不敢再看自己的博士论文《生产与分配理论的成形阶段》（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Theories：The Formative Period），因为其中奈特的观点过多，而且论文本身也不够成熟。
教学相长
      1936年，我离开芝加哥，开始在爱荷华州立学院（IowaState College）任教。此时我对数学是一知半解，价格理论也仅略知一二，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最为偏爱，但当代的思潮与观念则少有涉猎，甚至近乎完全存疑。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知识还真是乏善可陈。
      我处于充满活力的年轻经济学者当中，都是休兹（Theodore W．Schultz）号召而来。我还记得当年教第一堂课——经济学原理——的情景。我把前几周要上的课程内容都作了提纲，因此信心十足地走入教室。然而四十分钟之后，我就已经把把提纲的内容全部讲完了，剩下十分钟还是得撑下去，而以后还有两个多月的课呢！我很羡慕同事抱怨上课的时间太短，以至于无法将所有的教材讲完；相形之下，我从来不曾达到这种学富五车或口若悬河的境界。
      大部分的空闲时间，我都在亚默斯（Ames）撰写博士论文，也在第二年的春天获得博士学位。我在那里碰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同事和学生，但就在即将于亚默斯安顿下来之际，我应迦佛（Frederic Garver）之邀前往了明尼苏达。
      在明尼苏达，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有迦佛、博第（Francis Boddy）以及马盖特（Arthur Marget）。汉森当年正好离开明尼苏达前往哈佛，事实上我负责的大部分课程原来是他的课程，当然职位及薪水都远不如他。那时候谣传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摩根斯坦；假如传闻属实，当时雀屏中选的是他，搞不好在共同发表赛局理论的作者中，我也可能忝居其一呢！
      大约在1942年前后，因为世界大战爆发，学术界人士普遍中断研究，我也从明尼苏达请了长假，到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我负责服务业的研究，系属于对美国经济的产出、就业及生产力趋势研究计划下的一环。我和其他同事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也出版了若干专题报告，包括国内科学、教育、贸易及人力等不同领域。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计量性质，只有粗浅的分析架构。当时我研究产出对一项涵盖所有投入项目的指数的关系，找出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测量生产力的方法。
      在经济研究局，我认识了伯恩斯、费伯利肯（Soloman Fabricant）以及摩尔（Geoffey Moore）。经由这些专家，特别是弗里德曼，我更深切地了解到保证工作在评估经济理论上极为重要；关于这项主题，等一下我还会作深入的叙述。后来，我从经济研究局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此处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研究小组的执行长是沃利斯，而资深学者有霍特林、弗里德曼、伍佛维兹（JacobWolfowitz），还有统计专家萨维奇（L.J.Savage）及瓦德等人。我在那里学到了一些统计学的知识，还好也没有严重耽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
      在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我重返明尼苏达，一年后，弗里德曼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而，这次的再聚相当匆促，一年之后他就去了芝加哥，而我也转往布朗大学。[这里我也许可以提一下，事实上在1946年时，芝加哥本来要给我教授的职位，但因我与校长面谈不欢而遭否决。为此，我可能使弗里德曼得以早一年进了芝加哥，因此对新芝加哥学派（new Chicago school）的建立，我也说得上有些许功劳吧！]在布朗一年后，我前去哥伦比亚大学与哈特（Albert Hart）及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共同教授研究所的理论课程，同时也负责产业组织及经济学史这两门课。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在当时一如今日，拥有坚强的师资阵容，像伯恩斯、萧普（Carl Shoup）、勒克塞（RagnarNurkse）等，都是一时之选。在各个学府蜻蜒点水过后，我终于在1958年回到芝加哥。
芝加哥学派
      当我重返芝加哥时，该校经济系可以说正处在巅峰之际。弗里德曼在全球经济学界已享有盛誉；他的《消费函数》一书，对经济资料的统计分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他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也严重冲击了当时主流的凯恩斯学派。其他的同事有创立现代劳动经济学规模的刘易斯（Gregg Lewis），以及目前在哥伦比亚的贝克（GaryBecker）与他的同僚敏瑟（Jacob Mincer）等人。休兹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上有了相当的成绩，也继续在经济成长领域的研究。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则在财政学上从事重要的基本研究，同时透过与弟子的共同投入，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产业组织。凯赛尔（Reuben Kessel）及戴尔瑟（LesterTelser）都是这门课的同事，而最可喜的是科斯也在三年后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而，影响我最深的，要属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了，我们是在1946年培洛林山学会（Mt．Pelerin Society）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结识，并建立密切的友谊。他一直具有崇高的学术风范，坚强与独立的思考，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极为深入，常能直指一些广泛流行观念的虚浮与矛盾之处。他在法学院任教，和利维（Edward H．Levi）合开反托拉斯的课程，因此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反托拉斯经济学。
      由于戴瑞克特彬彬有礼的询问，而使我修正观点或补强论证的情况，实在不胜计数。假如我们生在当年的希腊，我一定称他为苏格拉底。他对麦克基（John McGee）提出的质疑，促成他写出有关掠夺性订价（Predatory Pricing）的著名论文：他对戴尔瑟提出的问题，也对他发表有关维持再销售价格（resaleprice）的论文有所贡献；他质疑鲍曼（Ward Bowman）、柏斯亭（Meyer Burstein）及希尔顿（George Hilton）的问题，也对他们有关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及需求衡量等论文的完成有相当的启发。因为看到戴瑞克特不打算发表自己的某项观念，我曾写了一篇《戴瑞克特的所得重分配法则》，以阐述地的这项理念。
      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除了因为它关切的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若非身处适合于探讨知识的环境，我们在经济学的领域难有所成就。因此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就字面意义上也是很适合的。
孕育经济理论的条件
      法国与德国这两个西欧重要国家，整体说来在现代经济分析的发展上贡献殊少。然而，这两国长期在数学上表现卓越，在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方面，亦曾盛极一时。因此，它们在世界经济学的舞台上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不应归咎于欠缺高超的科学能力。同样地，我们也不能轻率地认定，这两个国家和英国相较，在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上有重大差异，因此对经济比较缺乏研究的兴趣。
      事实上，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时期的进步特别快速，在理论上也是百家争鸣，而且延续的时间可能长达好几个世代。剑桥大学就曾有过这种盛况，从1890年-1940年，50年间几乎毫无间断；维也纳也在更早二十年前有类似的历史，而大概在30年代结束。芝加哥则从1930年迄今，也一直都呈现类似的蓬勃发展。能持续创出佳绩的时代，必定有一些能产生连锁反应的因素。所谓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或芝加哥“学派”，在名称上就显示并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昙花一现地带领一小群门生就能形成。
      我刚提到德国与法国对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不大，或许有人会指出：像屠能（VonThunen）与高森或库尔诺，绝不仅只是次要的经济理论家，他们都具有高超的创造力。但就如我在先前所说的，他们对自己同代的人并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力。其主要原因——至少对上述这两位德国人来说颇为贴切——应该就是他们在知识上的孤立。这种孤立让屠能耗去甚多宝贵精力去发现所谓由上帝赐予之公平工资的计算公式√ap，他甚至要求把此公式镌刻在他的墓碑上。高森的著作艰深无比，不是因为他的分析性质复杂，而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失之艰涩隐晦，令人难以卒读。库尔诺的书亦有类似的缺憾：尽管文笔流畅，可惜他用的数学语言，当时没有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能够理解。
      假如说科学工作是社会活动，那么发现却绝对不是。发现新理论或是从现有理论中发展出新方向，是一项难以理解的创造性活动，至少对我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对于发现边际效用理论的为何是杰文斯（Jevons）与高森，而非小弥尔与其父——后两位的才华与能力皆毫不逊色——所知极为有限。对效用理论为经济学专业工作者所采用，我曾经解释，这是等到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成为学术领域正式的学科之后，边际效用的理论才能发挥作用。就算这种说法正确，还是无法解释，何以澳大利亚悉尼制币厂的年轻金属成份分析师（译者按：指杰文斯），或是并不起眼的德国小公务员（译者按：指高森），能够具有这样的观念。

文章来源：【诺奖专栏第37期】金融读书会/2015-01-13 （互动百科、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