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荀子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人力量没有牛大，走路不如马快，为什么牛和马都能被人所利用，而人不能被牛和马所利用？他的答案是因为“人能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人会合作。看看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所有的进步都是合作带来的，而我们创造的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都是为了人类相互之间更好地合作。今天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合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合作，全人类的合作。我们手头使用的几乎任何一件产品，都是全球合作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生产的，更不是任何单个的人可以生产出来的。

为什么人类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合作程度？最重要的原因，是200多年前开始，人类走向了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当然这种制度并不是一天实现的，而是一个不断从局部走向全球、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之间有曲折、有冲突，但总的趋向是市场化。像中国，可以说1949年之后，我们与这个制度隔绝了。35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我们又加入这个制度。我们跟世界隔绝的时候，我们是停滞的；我们加入这个制度以后，我们就取得了很快的经济发展。

人类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能合作。

一

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人类如此高的合作和如此迅速的发展呢？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市场经济可以使陌生人之间进行合作。传统社会也在合作，但是都是熟人之间的合作，只有市场经济使得合作可以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今天，我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我们基本上都是不认识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信任他们，我们仍然能够使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

第二，市场经济下的合作不是简单的相互帮助，而是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每个人只是复杂的分工链条中的一环，任何人离开了别人，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而每个人专注于一件事，就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专业化分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个道理，2000多年前荀子就讲过，他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而正是市场经济，使得大范围的分工成为可能，人类才享受分工带来的这种好处。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市场就类似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变成为服务其他人的这样一种行为。

市场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有三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是私有产权，二是自由，三是企业家精神。只有在每个人的财产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有稳定的预期，才愿意和别人进行交换。如果没有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自由交换是不可能的，创造价值的合作也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在分工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能使我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好的发挥。也正是自由，使得我们创造了好多新的思想、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而在人口当中，确实有这么一类人，比一般人更有一种判断未来的能力，更有一种冒险精神和警觉或者说想象力，这种人我们叫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不断地发现别人需要什么，不断地创造出别人愿意支付价格的东西，也就是新的、可以被市场接受的产品。也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分工才不断深化，价值链才不断拉长，新的产业才不断出现。总之，产权、自由和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东西。

要使得这三个条件得到满足，就需要有政府，因为我们知道，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可能会陷入像霍布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也就是丛林规则、强盗逻辑。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政府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私有财产权利和社会的企业家精神，从而使人类能够享受合作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知道，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构造，世界上不存在所谓“政府决策”和“政府利益”，所有的政府决策本质上都是个人决策，因为能够做决策的人一定是像在座的各位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想法、有情绪、有欲望、有私利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一个个人，如果有权以政府的名义制定游戏规则、有权使用强力执行这些游戏规则，我们怎么能够使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利于人类的合作，而不是损害人类的合作？我们怎么能够保证他们在执行游戏规则的时候能公平、公正，而不是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约束，这个约束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制度规则，使政府官员没有办法超出我们允许的范围去做事情。我理解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宪政”的含义。

二

我必须强调一下，人类过去500年最重要的思想进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到，在政府工作的人，不论是国王、皇帝还是部长，他和普通人是一样的，是自利的。过去人们认为，国王和皇帝是“天子”，是上帝派来统治我们的，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总是大公无私。对这样的统治者，约束他们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过去了500年，我们人类认识到，统治者既不可能无所不知，也不可能无所不能，更不可能大公无私，所以同样需要受到约束，这就开启了宪政制度的建立。当然我们知道，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看得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可能变成暴政。一个君主如果不受宪法的约束，就会变成僭主；一个贵族统治如果不受宪法的约束，就可能变成寡头政治；一个平民政治，也就是民主政治，如果不受宪法的约束，就可能变成多数人的暴政。无论哪一种暴政，人类的自由都会受到侵害，私有产权没有办法得到保证。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经济，宪法及其制度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得政府所有的权力都在法律之下，政府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惟其如此，私有财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个人自由才能得到充分保证，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但是我们总要给政府一些权力，这些权力就是他们可以制定我们的游戏规则，包括法律，也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并保证这些有效规则得到普遍遵守。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须尊崇一些更高的准则。现在很多人在有关法治的认识方面是不够的，他们认为法治就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所以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就是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但我认为这只是法治的第二部分，法治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法律必须符合天理，也就是西方学者讲的自然法。天理是什么？就是基于人类合作的需要而长期演化形成的一些天经地义的戒律，比如大家能想到的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说话要算数，这都是天理。如果政府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就会导致人们之间不是更好地合作，而是更大的伤害。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符合天理，因为现在中国有太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怎么使符合天理的法律真正变成法律，不符合天理的法律被废除。计划经济不符合天理，因为它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剥夺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扼杀了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把它废了。人民公社不符合天理，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就抛弃了这个法律，恢复了天理。今天仍然有很多不符合天理的法律，包括政府部门拥有的各种审批权，政府机关随意对私有财产的侵害，随意对企业家的拘捕和对财产的任意剥夺。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通常也是依“法”行事，但不合天理。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罚款和拒绝上户口，也是不合天理的。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很重要，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不符合天理的法律和法规，比如公安部前一段时间制定的闯黄灯视同闯红灯，就是一个不符合天理的法规。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就是法治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法治”国家可能和秦始皇的法制——也就是古代法家讲的法制，没有什么不同，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国家法治”，不能算作“法治国家”。而古代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所有的法律必须符合天理。

这意味着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在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时候，都应该想想，我这个法律符合不符合天理。当然天理有好多条，每个人的理解也未必相同。300多年前，霍布斯归结出19条自然法规则，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19条大部分人可能记不住，好在我们可以把它们总结为一句非常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没有借口忘记，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政府官员在做事的时候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把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位置上想一想应该不应该制定这个法律，我想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量的不符合天理的法律。

另外，我注意到200多年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第一条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二条是人类具有自由交易的权利；第三条是每人都有信守承诺的义务，也就是说话要算数。近代以来，如同哈耶克所说的，人类所有伟大的法律改进，其实都是这三条自然法的延伸和扩展。中国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如果我们都用这三条标准检查一下我们的法律是不是符合天理，我想我们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

三

最后，我要讲一下法治与道德的关系。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可能是与道德相矛盾的，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是人类建立的最符合道德原则的制度，因为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每个人的行为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这正是正义的基本含义。自由企业制度和公平竞争意味着每个人要赚钱、要富有，首先必须给别人创造价值。这也就是我总结的市场的逻辑：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离不开法治。尤其是，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的话，我们不能叫法治国家，这个国家一定是道德败坏的。

中国当前的道德危机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方面是政府的权力太大，老百姓都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如果一个普通人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的话，很难想象他会遵守做人的基本的道德原则。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导致严重的官员腐败。我们知道官员腐败会形成对社会道德最严重的伤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公费报销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对中国人的道德有多大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公私不分，很多人可能是自己请客吃饭，但是拿到公家报销，时间长了以后，很多的道德原则就没有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人们就必须说假话，就出现语言腐败，这对人类的道德又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我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200多年前美国思想家汤姆斯·潘恩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我们人类的道德很大程度与我们的语言系统相关，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信口开河的时候，我们在说我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我们说的东西和我们做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灵魂已经分离了，让这样的国家的人民具有道德，我觉得非常困难。所以怎么清除语言腐败，使我们每个人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能够说真话，对未来的法治建设，未来的市场经济的建设，也包括未来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张维迎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2013年12月8日在第一届卓亚法治论坛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