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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rust a Bad Investment? Nava Ashraf, Iris Bohnet and Nikita Piankov November 2003 RWP03-047
http://ssrn.com/abstract=478881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rust is an investment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based on the expectation of trustworthiness, and whether trustworthiness is reciprocity, conditional on one’s counterpart’s behavior. In experiments run in Russia,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find that only about one third of the subjects who trust expect to make money and that reciprocity mat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hardly in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While there is substantial heterogeneity in motivation, on average,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behavior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warm-glow kindness. Taking such intrinsic benefits into account, even one-shot trust appears to “pay.”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Incentives Ernst Fehr University of Zurich and IZA Bonn Armin Falk University of Zurich and IZA Bon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 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714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Working Paper No. 507
May 2002
http://ssrn.com/abstract_id=294287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economists have made much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incentives, contracts and organisations. Yet, they constrained their attention to a very narrow and empirically questionable view of human moti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ow that this narrow view of human motivation may severely limit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f incentives. Economists may fail to understand the levels and the changes in behaviour if they neglect motives like the desire to reciprocate or the desire to avoid social disapproval. We show that monetary incentives may backfire and reduce the performance of agents or their compliance with rules. In addition, these motives may generate very powerful incentives themselves.
摘要：前二十年经济学家在理解激励、契约和组织上做出了许多进展。但是，他们的注意力仅限于一个关于动机的非常狭窄的、经验上可疑的视角。本文的目的在于表明，这种关于人类动机的狭窄观点将严重的限制对于激励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理解。如果经济学家们忽略诸如互惠的愿望、逃避社会批评的愿望等动机，他们将无法理解行为的水平与变化。我们表明，货币激励会起到相反的结果，降低行为人的表现或者他们对于规则的遵守。此外，这些动机本身会产生很强的激励。
文章主要内容：本文是一个基于实验结果的综述。区分经济激励(货币激励)和社会偏好（非货币激励）：经济激励仅指得到收入、规避风险。文章讨论的三个非货币激励：（1）互惠；（2）渴望（避免）赞扬（批评）；二者是社会层面的，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有趣动机（内在动机），是个人层面的，人和事情的关系。讨论的内容：（1）非货币激励的存在；（2）货币激励对非货币激励的作用；（3）非货币激励的应用：本身可以成为物质激励。
一、互惠：你友善待我，我就待你好；你对我有敌意，我就待你不好（负互惠）；（负）互惠（不公平厌恶）与合作、报复（基于物质激励）的区分；1，互惠的存在（实验2.1（no incentive）图1，高工资带来工人自愿增加努力水平）；2，引入经济激励：（1）实验2.2.1惩罚机制（negatively framed incentive）（表现出敌意）的互惠比2.1程度弱。（2）实验2.2.2奖励机制（positively framed incentive）的互惠比2.2.1程度强（更友善；框架效应）。（3）实验2.2.2奖励机制（positively framed incentive）的互惠比2. 1程度弱。（4）实验2.2.3（在hostile incentive可行但不使用时）的互惠比2.1程度强（更友善）。3，互惠作为物质激励。（1）实验2.3.1，雇主的互惠动机能成为雇员的物质激励（相反自私的雇主则不行）。（2）应用：对不完全合约的解释。4，a基于互惠的物质激励与b基于重复交往的物质激励。（1）b不会挤出a，原因：虽然b也是物质激励，但与2.2节中的物质激励不同，奖惩是事后的，因而物质激励是implicit的，因而不会表现出不友善。（2）b会加强a，原因：一则长期交往会培养感情，加强互惠感；二则重复带来扩展的秩序，互惠得到模仿。
二、渴望（避免）社会表扬（批评）的动机1，渴望（避免）社会表扬（批评）动机的存在；2（1）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原因：互惠和社会表扬动机）：社会平均水平道德高，则社会表扬（批评）的动机也强，反之亦反之。结果：多重均衡的存在。（2）（暂时）引入物质激励，（永久的）挤出渴望（避免）社会表扬（批评）动机，原因：道德问题变成了市场交易。另，除了social approval动机以外，还有self approval动机。3，应用：management of social norms
三、有趣动机（内在动机）：做事情单纯为了有趣而不是为了钱。物质激励挤出内在动机：两种理论：（1）self-perception theory：动机的自我归因，人不具备关于自身动机的知识，物质激励更明显，就以为内在动机不存在了。（2）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人有独立(self –determination)和表现能力的愿望，物质激励controlling的性质削弱独立感，物质激励作为能力的反馈，独立感和能力的感受又会影响内在动机。此外的解释：（3）信号效应。经济激励让人觉得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有趣。其他讨论：实验结果是由于是物质激励挤出内在动机还是由于满足效应或失望效应；不同的程度的物质激励对于内在动机的影响是相同的；意外的或不恰当的经济激励才会挤出内在动机；尽管货币激励会挤出非货币激励，重要的是总激励而不是单个激励。
（注：为了方便，我对实验作了编号，如实验2.2.1表示在原文2.2部分出现的第1个实验）
感想：一、2.3作为经济激励的互惠，第17至18页的实验，结果如图4所示。两种方案：（1）linear piece rate contract （2）bonus contract地方政府行为：专注于rewarded task，如经济建设、经济指标；忽视non-rewarded task。一个转向：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强调（从linear piece rate contract到bonus contract?）。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约是什么样的?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发生了变化？
二、approval 的来源应该有行为人自身、团体内部和团体外部。第3部分对于approval是来自团体内部、还是团体外部没有做出讨论。比如在说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p27)时，公共物品的提供情形下，平均捐赠水平越高，个人增加捐赠得到的approval也越多。这里，approval显然来自内部。如果考虑来自外部的approval，则可能相反，与其他成员的相对距离越大，来自集体外部的（dis）approval越大。同样，p34-35也仅仅考虑同事压力对于norm和行为的影响，不考虑相反作用的因素比如外部的赞扬等。
三、第三部分关于个人努力程度对于其他成员的正（负）外部性。周黎安《晋升博弈中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6）的假说：官员为追求“位次”而付出的努力也是一种负外部性。本文提出，其他工人愿意付出成本以破坏绩优者的表现，在周文中的地方政府愿意进行甚至是负净现值的投资对此提供了佐证。图6的多重均衡，表示地方政府处于A的境地，那么能否变为C？
四、实验2.1的互惠（雇主给的高工资使得工人自愿提高努力水平）与效率工资（文献）的关系。
论文的主要内容：行为的经济方面（狭义的理性定义）和心理方面的区分；劳动市场：primary sector（full time, long term, training）和 secondary sector的区分：前者对于劳动者更重要，他们更关注；关于同事的信息更完全。内部支付结构和外部支付结构的区分；内部结构对于primary sector更重要（公平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外部结构受市场力量支配。企业可能维持内部相对支付结构不变，而改变外部结构以应对市场力量；企业可以通过turnover来维持外部支付结构，控制工资成本。文章对于开始雇用工人时工资的决定、涨工资、降工资、降工资还是裁员的选择、资历过高（overqualification）、工作士气、激励与纪律、人们为什么工作、工作搜寻与失业等行为的分类、重要性、原因、后果作了细致的讨论。文章讨论的行为涉及三个类型：（1）对于变化的调整：拒绝、损失厌恶、习惯效应；（2）与集体的相互作用：同情、互惠、公平、对组织的认同；（3）internal mental economy of the individual：情绪。以上行为也都可以在快乐原则和理性的框架下解释。在结尾的倡导：理解相互冲突的趋势而不仅仅依赖于单一法则（最优化）。
感想：一、由论文中的习惯效应引起联想。（1）相对于参考点的增量（变化）而非存量(绝对水平)起作用。①习惯效应：工资（本文的例子）：涨工资带来的喜悦是暂时的，但是在长期给工人带来理应如此的感受，工资向下的刚性。其他的例子如憎恨、过度自信、上瘾（以上三者都是暂时的满足，以及长久的憎恨水平、过度自信水平或成瘾水平的提高）、税务局完成收税任务（税务局今年税收任务完成得好，受到表扬，但是明年的任务更重；能者多劳）。②对比。比如周黎安《晋升博弈中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6）：官员的晋升机会在于位次（对比而不是绝对水平）。“忙中偷闲”的乐趣似乎比平时更大（对于“拖延”的另一种可能的角度）。（2）参考点的选择：Akerlof《近似理性工资与价格设定和长期菲利浦斯曲线》（行为宏观读本第1卷第2周）以其他同类企业的工人工资作为参考点。Bewley对上文的评论以及本文以企业内部结构（同事的工资）和工人自己先前的工资作为参考点（作者认为工人不知道其他企业相同工人的工资，对凯恩斯的反驳）。
二、不对称性：（1）损失厌恶；（2）涨工资，没多久就忘了（习惯效应）；降工资，记的非常久；（3）棘轮效应。
三、论文最后基于行为的复杂性，行为的相互冲突的趋势，对关于个人行为的一般法则（最优化原理）提出怀疑。施密德在《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第2章提到大脑的“模块性”以及多重自我等问题：“大脑的各个模块——即大脑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独立地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大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有必要从内部进行协调”。在社会层面上，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相互冲突）使得社会效用函数没有意义，应该讨论相互依赖的个人谁受益、谁受损。那么，在个人层面上，似乎应该讨论相互冲突的模块谁受益、谁受损，而不仅仅是笼统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但是如果这样就走向还原论了）。人的选择是超然于模块之外的trade-off的结果还是模块之间合作与冲突的结果。
＜＜组织行为总结＞＞读书笔记
Robert Gibbons MIT and NBER rgibbons@mit.edu May 29, 2003
一．摘要本文首先介绍组织经济学的两方面内容:内部组织经济学(注重组织内部结构和功能)和企业经济理论(注重组织界限及其关系)。然后试图将“人是怎样行为的”和“组织是怎样运转的”联系起来，建立起行为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的关系。一方面提出在组织中人如何行为，包括把行为模型应用于组织背景和组织背景下如何保证行为模型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作者考察组织的行为，提出这些行为的引导是否由于在组织内外的原因的问题。
二.主要内容
本文虽然是一个综述性文章，但更多的是指出未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1.在内部组织经济学的讨论里，提及用“博弈论和垃圾桶”来说明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组织结构和功能观点的集中，即在市场失灵的地方组织的运行也并非更有效，也充满规则违背、决定的不执行、监督机制的破坏、狭隘的自利、任务被消弱等。同时在一个图表中用两条反映随交易难度上升而所观察的市场和企业有效性下降的相交曲线方法试图论证这种趋同趋势的必然性.
2.在企业经济理论的讨论中，根据作者试图同样找出与社会学一致的观点和他自己长期所做的工作，着重于关系合同（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讨论。作者使用了一个抽象的供给交易模型，该模型涉及上方，下方和资产（生产设备），上方使用资产生产出提供给下方中间产品，其中上方的产品还有第三方需要，但出价较下方低。
如上方拥有资产，就存在上方用威胁将产品提供向第三方的行动来试图提高自己谈判地位的“扼制”问题（hold-up）。Klein, Crawford, 和 Alchian认为可通过下方对资产购买（正式合同）实现的“垂直一体化”能解决扼制问题；但Grossman 和 Hart认为用正式合同（资产所有）来解决一方“扼制”问题会引起另一方的扼制问题。
因此Barnard ,Simon ,Macaulay 和Williamson 等提出用关系合同来解决企业间和内部的扼制问题，作者引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金属罐行业Crown公司与客户之间形成提供因时而变的服务之默契（关系合同）的例子来说明关系合同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实行“一体化”（正式合同）。可是因为关系合同存在实施的非强制性，作者用重复博弈模型来说明关系合同违约的动力取决于谁拥有资产（正式合同）。从而一体化的决定取决于其是否有助于实现最适宜的关系合同。
3.在行为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的关系讨论中，作者着重提出了几个问题来说明研究的空白领域和方向。
三．一点想法：既然实施最适宜的关系合同需要对一体化作出正确的选择，但由于关系合同具体内容包含未来的不确定，因此在是否实施一体化之前，对其实施后关系合同的执行所带来的具体损益似乎也同样不确定。那么又该如何进行是否一体化的抉择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8 17:08:33编辑过]
目录：
1、 导演与背景 2、事件研究文献 2.1事件研究文献的存量与流量 2.2事件研究方法的演变 3、实践研究方法刻画 3.1 一个事件研究：模型 3.2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假定 3.3 抽样分布和统计检验 3.4“可靠”事件研究的检验标准 3.5显著性与势水平的决定 3.6 现有知识的概览 4、长期水平事件研究 4.1 背景 4.2 风险调整和预期回报 4.3非正常绩效的测度方法 4.4 BHAR和jensen-alpha approach的统计检验 4.4.1偏度 4.4.2 交互相关 4.4.3 结语
代友人发一篇读书笔记：
石油价格与股价
Striking Oil: Another puzzle Gerben Driesprong Ben Jacobsen Benjamin Maat
内容摘要:本文检验了股票市场回报率与石油价格波动的关系,肯定了"石油效应"的存在,即上期油价上涨会使本期股市收益率降低;而上期油价下跌会使本期收益率上涨,两者呈现出负相关.并且检验了该效应与"一月影响"和"Halloween effet"(又叫Sell in May effct)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石油效应"是一种非部门性的,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现象.并且发现以此为投资策略,比传统的"simple buy and hold strategy",风险低,而收益率高.
方法:获得实验数据,构造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1.首先证明出石油效应的存在 2.证明这种效应是连续性的 3.建立Halloween effect对石油价格波动的回归,检验发现无显著性.(一月效应也一样)并将之两两混合,三个一起分别做对收益率的回归,证实石油效应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在起基础上,作者提出以此为投资策略,并与传统的"simple buy and hold strategy"比较. 用两种比较方法: 1,比较两种策略收益率的均值,方差,并利用回归方程进一步证明了根据股票市场指数作出的均值方差模型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传统的"simple buy and hold strategy"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上), 石油策略的风险确实比较低. 2,比较两种策略的市场预测能力(即何时涨,何时跌,何时为牛市,何时为熊市),作者援引了Merton 和Henriksson 在1981年的论文(相当出名的一篇经典文章,有找到的请贴出来.名字叫on mraket timing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中采取的方法,即正确预测到股市收益率小于无风险利率的概率记为p1,大于则记为p2. 假设p1+p2=1则无市场预测能力,备择假设为 p1+p2>1.p1+p2=2则为拥有完美的预测能力.结果也是石油策略优于"simple buy and hold strategy".
一点感想:本文是行为金融的一篇最新文献,通过石油价格波动与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实证性研究对传统金融学的现代投资理论的两块基石之一:均值 -方差模型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本人的疑问有二,均出现在证明其策略优于"simple buy and hold strategy"的两种方法上: 1,方法一中假设a=0被否定,是否就表明在大多数国家根据股票市场指数演算出的均值方差有效性被否定. 为什么说0<b<1就可以证明石油市场的风险低。 2，我没找到Henriksson 和Merton 的原文，对它的假设条件表示怀疑，p1+p2=2表示预测能力完美可以理解，但为什么p1+p2=1就是无预测能力呢？这个标准值得考虑，难道平均各对一半就叫无预测能力，还有每次预测能等同吗？对一次大的波动的准确预测与对一次较小的波动的准确预测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股利的消失与出现》读书笔记
Malcolm Bakera, Jeffrey Wurglerb, 2003
摘要：在股利支付倾向的波动和迎合激励的波动之间存在紧密联系。首先用Fama and French的研究方法把1963年到2000年间支付股利情况划分为四个不同的趋势。然后，证明每个变动趋势与相应的迎合激励的变动是相联系的：当股票市场的股利升水这一代理变量为正时，股利支付倾向开始增加，反之，才开始递减。这种关系的唯一的中断是由于尼克松短期新政时期对上市公司支付股利的管制引起的。
主要方法：选择样本数据，构造方程进行回归分析；非样本检测。
论文的主要内容：
用迎合激励（上市公司对于投资者关于股利的需求所做出的反应）解释1963年到2000年间的股利的消失与出现现象。
（1）1963年到2000年间股利支付的变动情况：运用Fama and French研究方法。根据公司本身的一些数据特征来判断其是否具有支付能力（预期的股利支付者）。实际的股利支付者占总样本数的百分比与预期的股利支付者占总样本数的百分比，这两者之差就是股利支付倾向。具体描绘在了图1中。从图中可以看出股利支付变动非常明显：两次出现、两次消失。（2）迎合激励：用股利升水这一变量来衡量迎合激励。把1963年到2000年间的股利升水情况描绘在股利支付倾向变化的图形中，可以看出（除了尼克松短期新政期间外）股利支付倾向的变化是由股利升水的变化引起的。把股利升水作为解释变量，尼克松控制作为定性变量，股利支付倾向的变动作为应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分别对1963-1977期间样本数据和1963-2000样本数据的回归，证明上述结论是正确的。进一步，也能说明尼克松对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的控制能降低支付倾向的变动。同时，运用非样本检测迎合激励也可以解释1978年后股利消失的原因（表2）。
（3）投资者对股利支付者以及不支付者的需求。改变代理变量运用同样的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发现除股利升水外的代理变量都不能解释股利支付倾向的变动。详尽的研究《纽约时代》上关于股利的文章（表4），得出结论：在明显的繁荣时期，对于成长股票，股息升水为负并且股利倾向于消失，而在萧条后，股息升水开始上升并且股利会重新出现。这也与股利的变动趋势相吻合。
主要结论：在股利支付倾向的波动和迎合激励的波动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尼克松短期新政时期对上市公司支付股利的管制致使股利支付倾向的变动滞后。
联系：Fama and French曾对1926-1999美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历史变化做出详尽的研究，指出 1999年美国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急剧减少是由于上市公司的特性发生了变化：低收益性、高成长性的小公司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它们更趋向于不发放现金股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6 23:32:45编辑过]
行为经济学2004年第二学期第三、四期讨论论文目录：
所有人必看：
BEHAVIORAL ECONOMICS Sendhil Mullainathan, MIT & NBER Richard Thaler, UChicago & NBER Working Paper 00-27 September 2000
这是行为经济学创业者之一的Thaler和后起之秀 Mullainathan共同撰写的一篇关于行为经济学的入门文献，便于大家今后讨论有一个共同基础。前者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金融学掌门人，是通过和早期泰斗Fama竞争才获取今天的地位。后者是行为经济学的新锐，现在被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挖到手。
每个人分别看：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Ulrike Malmendier Geoffrey Tate Working Paper 10807 http://www.nber.org/papers/w1080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050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September 2004
ABSTRACT We argue that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can account for corporate investment distortions. Overconfident managers overestimate the returns to their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view external funds as unduly costly. Thus, they overinvest when they have abundant internal funds, but curtail investment when they require external financing. We test the overconfidence hypothesis, using panel data on personal portfolio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Forbes 500 CEOs. We classify CEOs as overconfident if they persistently fail to reduce their personal exposure to company-specific risk. We find that investment of overconfident CEOs is significantly more responsive to cash flow, particularly in equity-dependent firms.
A Catering Theory of Dividends
MALCOLM BAKER and JEFFREY WURGLER
ABSTRACT We propose that the decision to pay dividends is driven by prevailing investor demand for dividend payers. Managers cater to investors by paying dividends when investors put a stock price premium on payers, and by not paying when investors prefer nonpayers. To test this prediction, we construct four stock price-based measures of investor demand for dividend payers. By each measure, nonpayers tend to initiate dividends when demand is high. By some measures, payers tend to omit dividends when demand is low. Further analysis confirms that these results are better explained by catering than other theories of dividends.
BUBBLES AND CRASHES IN A BEHAVIOURAL FINANCE MODEL PAUL DE GRAUWE MARIANNA GRIMALDI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1194 CATEGORY 6: MONETA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Y 2004
Abstract We develop a simple model of the exchange rate in which agents optimize their portfolio and use different forecasting rules. They check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se rules ex post and select the more profitable one. This model produces two kinds of equilibria, a fundamental and a bubble one. In a stochastic environment the model generates a complex dynamics in which bubbles and crashes occur at unpredictable moments. We contrast these "behavioural" bubbles with "rational" bubbles.
Oliver Hart
May 2001 Harvard University Nor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Most standard models of incentives and/or organizations assume that economic agents are self-interested and must rely on formal contracts enforced by the courts to uphold their relationships. In reality, of course, many economic transactions are sustained by self-enforcing (“implicit”) contracts, or norms of behavior, such as honesty or trust.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ask is, does ignoring norms/self-enforcing contracts lead to misleading conclusions? That is, would a theory of incentives or organizations that incorporated norms look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standard theory?
Partnership Firms, Reputation, and Human Capital Forthcom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lan D. Morrison Saïd Business School and Mer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William J. Wilhelm, Jr.
McIntire School of Commerc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aïd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Oxford.
This version: March, 2004
Abstract In huma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contract upon the training effort of skilled agents a socially suboptimal level of training may occur. We show how partnership organisations can overcome this problem by tying human and financial capital. Partnerships are illiquid and partners must stay with the firm until clients discover their type and update the firm’s reputation. This renders unskilled agents, who will adversely affect reputation, unwilling to accept partnerships. Skilled agents therefore train the next genera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an adequate market for their own shares. We comment upon the salient differences between partnerships and joint stock firms.
REGULATION FOR CONSERVATIVES: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CASE FOR “ASYMMETRIC PATERNALISM” COLIN CAMERER, SAMUEL ISSACHAROFF, GEORGE LOEWENSTEIN, TED O’DONOGHUE, AND MATTHEW RABIN
In this paper, we are concerned with a third form of regulation: paternalistic regulations that are designed to help on an individual basis. Paternalism treads on consumer sovereignty by forcing, or preventing, choices for the individual’s own good, much as when parents limit their child’s freedom to skip school or eat candy for dinner. Recent research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has identified a variety of decision- making errors that may expand the scope of paternalistic regul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 errors identified by behavioral research lead people not to behave in their own best interests, paternalism may prove useful. But, to the extent that paternalism prevents people from behaving in their own best interests, paternalism may prove costly.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SEC Stephen J. Cho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dam C. Pritchard Georgetow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
USC Center for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CLEO Research Paper No. C03-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03-002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3895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 115
Instead of attempting to determine when the behavioral biases of regulators outweigh those within the market, we take a different tactic. Because behaviorally flawed (and possibly self-interested) regulators themselves will decide whether market-based biases outweigh regulatory biases, we propose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such regulatory intervention. Our framework varies along two dimensions. The more monopolistic the regulator (such as the SEC), the greater is the presumption against intervention to correct for biases in the market. Monopolistic regulatory agencies provide a fertile environment for behavioral biases to flourish. Second, the more regulations supplant market decisionmaking, the greater is the presumption against such regulations. Market supplanting regulations are particularly prone to entrenchment, making reversal difficult once such regulations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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