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的第二节论述了共产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盆。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原则。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而，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同其余一切工人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接着，《宣言》十分卓越地证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造出来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而是恰恰相反，这些原理来自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阶级关系。这一证明彻底解决了五十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向科学共产主义提出的一切质问。叫嚷消灭个人获得的，自己用劳动挣来的财产，这除了使资产阶级也像一切已经灭亡的统治阶级一样产生错觉以外，不会再有其他结果。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的所有制，它不反对自己的生产方式每天在消灭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所有制，但是却把自己的特殊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由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存在的历史性的关系窜改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它就再也不去理解在说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它所能理解的那些道理了，也就是说，它不敢去理解这种所有制是历史产物并且属于历史过程的道理了。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具有的一个特征。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因为后者同社会的历史发展已经不能相容了；而共产党人也想在与此相同的历史基础上，废除现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既然这种所有制是那种以阶级对抗、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和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善的表现，那末共产党人就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说，这样一来，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就被消灭了！在现存的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中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已在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中间不存在了。所有制以它现代的形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中演进。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即使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这也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而只是改变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因为所有制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另一方面，雇佣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并没有给他们创造任何财产，而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共产党人决不打算消灭这种直接用于生命再生产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能为占有人造成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共产党人所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悲惨性质，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们生活的时侯，他们才能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3]关于消灭自由和个性的一切言词，不外乎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个性。资产阶级高谈自由的大话，一般说来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对于中世纪的受奴役的市民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要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然后，《宣言》反驳那些说共产党人打算消灭家庭和祖国的指责。《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家庭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间才存在；这种家庭的补充现象，就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娼制度。大工业越是破坏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他们的子女越是变成简单的商品和劳动工具，那末，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的那一套大话，就越是令人听来作呕。《宣言》以辛辣的嘲笑，指出资产阶级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须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骇，其实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希望在消灭现有的生产关系的同时，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消灭。
　　同工人没有家庭的情况一样，工人也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定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发展，随着工业生产和与它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共同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共同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会随之而消失。
　　《宣首》简短地批判了从思想、宗教和哲学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人们的观念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们谈到思想能够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时侯，只不过是说明下述事实：在旧社会的内部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当18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知识领域占统治地位罢了。”[4]有人反驳说，永恒的真理是存在的，比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当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改变，然而尽管有这种改变，它们终被保存下来；共产主义如果不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是消灭不了这些真理的。《宣言》对此回答说，社会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采取各不相同的形式的，然而这种剥削却是过去一切世纪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态中演进的。”[5]共产主义革命将像它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一样，来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宣言》这样有力地驳斥了对共产主义的责难以后，又回过头来叙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这种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可能迅速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最初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是各不相同的。《宣言》认为，在一些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以下的办法：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征收高额累进悦，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逃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把信贷和运输事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的数量，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人人都必须劳动的制度，成立产业军，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以及其他等等。
　　在发展过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都集中到由各个成员组成的联合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在团结成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消灭扎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根子的旧生产关系的时侯，它也就一并消灭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宣言》的第三节是批判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文献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宣言》把这种文献分为反动的社会尘义、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又分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宣言》对封建的社会主义作了经典性的评价。这一评价现在对于这种社会主义还完全适用，只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的那种绝望的讽刺更加平淡无味了，它的政治实践更加彰明较著了。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作为法国贵族在七月革命中，英国贵族在改革法案中遭受失败的结果而产生的。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不能再弹封建一浪漫主义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别人对他们的同情，他们不得不使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声罪致讨具有维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外表。因此，他们引以为快的是，对自己的新统治者唱唱讽刺歌，并向他低声细语地说一些不祥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这班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6]封建剥削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剥削完全不同的（现在已经过时了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当封建主证明在他们统治时期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便忘记了一个事实，即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不过，他们很少隐讳自己那一套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恰好是现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阶级发展起来。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性的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所以，在政治实践上，他们总是参加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不顾自己所吹嘘的那一套堂皇动听的论调，却总是毫不放过机会，拾取黄金果，不惜信义、爱和名誉，靠经营羊毛、甜菜和烧酒生意获取暴利。”[7]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被当作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处理。它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涤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宣言》中提到的第二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主要在法国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具有当时的形式的这种社会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宣言》对它所作的批判，今天也一点没有过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越尖锐，资产阶级的一切社会主义也就越集中力量去保护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和反集体制度的农民。“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宣言》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做的这一批判，像适用于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那样适用于（也许比前者更适用于）反犹太人主义、农民狭隘性和行会习气。
　　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同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相似，但在原则性批判的深度和强度上远远不如后者，在它提出的防治弊害的手段的动摇性方面却远远超过后者。对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仍想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为中层等级寻找巩固的安身地盘的紧张尝试，《宣言》先就作了如下的批判：“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所以他们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8]今天，这个历史过程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至在教授的文献中出现的“新的中层等级”，实际上主要由大企业的职员构成，旧的小工业和小商业的日益没落的残余分子只占少数。正因为这样，这个中层等级就不像人们宣称的那样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花岗岩支柱；相反地，它却是一根弱不禁风的芦苇，旧式手工业的根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没有扎在它那里。中层等级毫无疑问构成一个比无产阶级拥有特权的阶级，而且能使一些担惊受怕的人安心，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工人的解放斗争没有了解，甚至持有敌意，而他们本身又经常受到这种命运的威胁，即随着资本日益集中，他们将由于竞争而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因此，中层等级日益分化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较小的集团占据了较高和较好的职位，另一个较大的，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的集团则被迫降低到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第一部分人变成资产阶级的毫无节操的奴仆，从而绝对不能成为中流砥柱；第二部分人日益同无产阶级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他们大部分处于从属地位，以至他们不能像真正的雇佣芳动者那样进行坚持的斗争，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已被《共产党宣言》看到内在本质的“新中层等级”，并不是被学者教授捧得天花乱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救星。新的中层等级越代替旧的中层等级，私有制的基础就越动摇，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希望就越大。
　　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以赫斯和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这种社会主义产生于德国，所以《共产党宣言》对它批判得特别详细，特别尖锐，然而并不完全公正，因为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当时代表者们的意图。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差不多就不存在了，但从它的历史本质来说它决没有从德国的土地上灭绝，虽然它早就不再把法国的社会主义词藻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语和伤感性的爱的幻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这种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害怕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德国特有的市侩，这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特点。不管这种社会主义怎样打扮，也不管它一会儿是伦理学文化，一会儿是自然主义美学，或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它的外衣始终是一样的，正如《宣言》中所说，是“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辞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温情之泪的”[9]外衣。在这种社会主义者中间，当然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士，比如在40年代就有莫泽斯·赫斯。随着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加剧，这些人日益趋向“横蛮破坏的”共产主义，而大多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在相同的条件下后退，滚进资本主义的泥潭，而且是滚进这个泥潭的最深处。
　　正是阶级斗争不断加剧这一假说，随着本身日益变成历史现实，而使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结束了它们的存在。《宣言》除了批判反动的社会主义以外，也对这两种社会主义作了毁灭性的批判。《宣言》举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保守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系统性著作，可是蒲鲁东主义甚至在它的祖国，已经沦落成为少数资产阶级人士的玩物，而在德国几十年来只找到一个古怪人物做它的孤独的信徒。保守的社会主义同它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可怜改革企图保全资产阶级，而不顾无产阶级；它要求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要他们抛弃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东西的观念”[10]；它断言“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11]这种社会主义不管怎样在不犯急躁的纸上高谈阔论，实际上不过是过了时的笑料。
　　尽管在资产阶级的一切种类的社会主义当中，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作了最有价值的准备工作，可是上述批判对它同样适用。《共产党宣言》完全承认批判的空想的社会土义的这种功绩，但是它也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革命的思想家，而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则成了反动的宗派主义者，因为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的明显进步，死抱着他们的先师的陈旧学说不放。而今天的空想主义，在它还可以出现的地方，比如在海尔兹卡的没有成功的探险中，与流行的反动社会主义所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罢了。”[12]
　　《宣言》的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说明了共产党人对于各种反对派的态度。当然，在这一方面由于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变革，整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这一节里所确定的共产党人的策略原则却胜利地经受住了艰巨的考验。共产党人为达到工人阶级的直接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他们在现在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他们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把所有制问题当作运动的基本问题加以强调，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如何。共产党人到处都为争取世界各国民主政党之间的团枯和协议而努力。上述这些原理，今天仍然保持着它们的全部作用，当然要有一定的条件，即要从《宣言》的思想联系当中去理解这些原理，从而要把革命运动理解为经济政治变革，而不理解为幼稚的谋杀和暴动，要把各国的民主政党理解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当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再次破产以后，对于这一点今天就不像以前那样可能发生误解了。
　　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宣言》建议联合当前革命发展的激进的一端。在法国，共产党人要联合社会民主党，联合改革报派，反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但不放弃自己对于那些从革命传统中产生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在瑞士，共产党人要支持激进党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政党是由一些相互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激进派的资产者。在波兰、共产党人要支持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3]《宣言》是用以下几句话结束的：“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4]
　　越到后来，《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越成为现代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在《宣言》刚一问世的时候，只有先进的无产者和有眼光的思想家的小小的精锐队伍热情地欢迎它，但是这支队伍毕竟太小了，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数，在有盟员的各国总共也不过几百人。后来，随着革命的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宣言》曾一度失踪。但是，工人运动的巨浪的再起，又把它涌上水面，像一只领航船一样，用罗盘针指出驶过波涛汹涌的海面奔向劳动的新世界的正确航程。现在，《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意义的著作，是由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在本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中必须自愿遵守的共同纲领。
　　在资产阶级世界，《宣言》遭到了相当奇怪的命运。它以卓越的力量使迄今只靠英国和法国的残羹剩饭过活的德国政治经济学进入欧洲的一些文明国家。在这个经典文献出现的时候，还被视为德国市民的世袭财产的伟大的理论智能已经完全消失了，以至有三十多年之久，对德国资产阶级说来，《宣言》只存在于政治警察的禁书单上。可是，一个叫施梯伯的，还是从《宣言》中发现了“智慧和毅力”。1881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即哈雷的胡·艾森哈特，在德国的大学教授中第一个荣幸地发现了《宣言》的存在。艾森哈特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史》中，称《宣言》是“对巴贝夫宣言的可怜的猴子式模仿”，并引证了一句他凭空杜撰出来的毫无意义的话，作为模仿的例证。这句话是：“我们希望平等，尽管一切艺术因此而归于毁灭。”从此以后，又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夜猫子也学会看亮光了，他们在《宣言》中发现了“暴力革命”，从而也发现了道德愤懑用之不竭的材料。
　　毫无疑问，《宣言》的作者决不听天由命地等待现代的资产阶级，一俟他们的历史丧钟响起来以后，就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本身对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意见。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谴责“暴力革命”，认为这是对统治阶级的善意的粗暴怀疑；而资产阶级的法院和警察当局，则把以和平方式宣传自己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无产者看成喝人血的革命者，对他们判处罪行，因为他们从不指望现代的资本家自己剥夺自己。其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的土地上就已经响起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即将爆发的轰鸣，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舒舒服服地占据了无产阶级通过推翻专制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暴力革命”为他们打出的地盘，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内疚。
　　事实上，即使是最值得尊敬的顽固学者对于“暴力革命”发出的怨言，也没有认真讨论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对《共产党宣言》加以订正和补充的意见，已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说出来了。既然对1789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时期的研究使他们深入观察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变革过程，那末正是这一研究促使他们十分忠实地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移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宣言》出版的时候，两位作者都还不到三十岁，他们在暮年尚且经常准备从历史的实际经验中吸取教训，而在年轻时候就更不可能无视这种实际经验了。
　　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斗争时，就已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进程上的差别：“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花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而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15]


　　后来，巴黎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6]恩格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为例，在自己的最后一篇著作[17]中再一次说明，由于历史辩证法的作用，革命的无产阶级从原则上规定和平的和合法的斗争手段时，可以长得两颊红润，好象是长生不老似的，而最适当的秩序维护者却声嘶力竭地要求“暴力颠覆”和“自上而下的革命”，要求政变和公开的刺刀统治。
　　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敌人，喜欢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仙人，一旦它不能屈指按口算出在今后几百年内将发生什么事情，它就是一个冒充的预言家。正直的人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奇门遁甲是针锋相对的，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根据劳动力及其使用的劳动工具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劳动力用《共产党宣言》建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强国，在当时的历史科学水平上，劳动力所能使用的劳动工具越不完备，劳动力就越令人惊异。《宣言》本身说，宣言中的各项原则的实际应用，是随时随地都要依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的，不过不管条件怎样变化，宣言中的各项原则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既不是为了应一年之急，又不是为了供十年之需，而是为了百年大计；有些情况在几年或几十年中似乎还同他们的看法大不相同，可是过不了百年事实就会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他们曾经认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将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凯尼格列茨和色当会战时期[18]，这种看法看来是多么错误啊！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回顾一下历史发展的伟大进程，那末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又能成为什么别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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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4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4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8页。

[5] 同上书第48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49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3—49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页。

[11] 同上书第499页。

[12] 同上书第50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3—50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

[16]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页。

[17]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译者

[18] 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奥国军队在凯尼格列茨地区大败。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在色当溃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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