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2014-02-24 14:42:45    人民网南京2月24日电 （韩振）2014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志彪准备了《关于扭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提案》。他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突出地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刘志彪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之道，其中包括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为地方ZF建立包括房地产税等在内的稳定的主体税种，使其逐步摆脱依赖土地财政的不良格局。     以下为提案全文：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协调，也不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比例低，更不是企业规模比例失衡，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非均衡，是“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     其中，“实体经济不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尤其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以造船、钢铁、平板玻璃、水泥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为甚；二是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直接导致实体企业严重亏损、破产倒闭，大批企业家因为不看好实业甚至放弃实业，很多转向从事泡沫经济行业。     而“虚拟经济太虚”，则主要表现为“四个高”：一是利率高。且不说影子银行、理财产品动辄20%甚至更高的利率水平，即使是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也高达10%，中型企业12%，小微企业15%。由于不断上升的利率水平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可以承受的极限，因此一方面实体企业根本贷不到款，或无贷款意愿，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不敢把款贷给实体企业。二是汇率高。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破6”是大概率事件。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大幅度攀升，直接导致出口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倒闭，国外热钱纷纷借道流入国内市场，推动了国内资产价格的严重虚高。三是资产价格高。以房地产为主体的资产价格连续翻番，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强力地吸收了社会的主要资源，不断地拉高M2水平和利率水平，不仅抑制了民众消费和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而且是制造企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四是债务率高。考虑到审计中没有暴露的各种隐性负债，我国企业和地方ZF目前的负债形成了堰塞湖。更为严重的不是债务水平，而是债务的结构，即我国地方ZF主要是对商业银行负债，负债的实物构成中很多是回报率倒挂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负债的抵押物主要是价格虚高的土地资产，因此这种负债结构极有可能诱发金融危机。     2014年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着五个比较具有共识的风险因素，即面临经济减速、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价波动、货币泛滥等五方面风险。这些风险无一不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失衡现象有密切的联系，有些还是其直接的结果。例如，尽管我国迅速增长的M2已达110多万亿，M2/GDP近200%雄冠全球，但是却对应着空前的流动性不足，利率已经上升到使企业在刀尖上跳舞的水平，而且不见有任何的好转趋势。人民银行发出来的钱都去哪儿了？因为虚拟经济过于泡沫化，货币资金现在更多地被用于延续债务、影子银行经营、推高房地产价格以及支付上涨的高昂利率。超发的货币不仅没有形成对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也没有用于真实的财富创造。这就是CPI并没有走高但经济不断地减速下行的原因。货币存量都留在了一是过剩产能领域，这表现为企业债务；二是ZF投融资平台领域，这表现为ZF债务。货币增量即不断增加的流动性，主要被用来偿还上涨的利息、房地产价格以及延续债务上了。     解决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找到两大经济体系失衡的内在原因，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牛鼻子”。我认为根本的原因不是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过度了，而是因为我国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即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稀少，投资者投资渠道单一。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前，实际上就已经从商品短缺进入了优质资产短缺的新阶段。这种短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直接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这是必然现象。因为优质资产短缺，上市公司会成为重要的“壳资源”，股票价格就会高估，房地产也不再是居住的房子，而是可以炒作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资本市场大发展，让更多的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资产，优质资产供给才有可能大幅度增加，居民投资渠道更多，才能解决泡沫问题。     第二，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直接导致我国长期累积的产业结构矛盾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正常解决，尤其表现为产能过剩行业不能进行市场化调整。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迄今为止已经最少出现过六次以上较大规模的收购兼并浪潮，它是产业结构偏差的清除机制。而我国工业化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后期，却没有出现过一次像样的兼并收购高潮，故投资活动所累积的误差越来越大，偏向的产业结构将成为干扰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转型的主要力量。     第三，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直接导致我国非常缺乏稳定的长期资金。目前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的长期投资主要依靠ZF投融资平台，主要依靠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长期化使用，主要依靠土地资产作为抵押。这使得很多长期投资项目负债率过高。现在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接近60%，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已经很危险的信号，蕴藏了巨大的风险。其实中国是一个资金并不短缺的国家，但是我们不缺的是短期资金，非常缺乏稳定的长期资金。下一步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就需要大量长期稳定的建设资金，尤其是股权性资金。因此，未来改革中增加长期投资资金的供应，特别是增加股权性资金供应，就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和战略议题。     第四，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直接导致我国货币超发的压力，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粗放化格局的直接原因。因为优质金融资产的短缺，我国存量资产无法盘活，增量资产也无法优化，导致经济体系存在着一方面不断吸收新增资源和流动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沉淀资源和货币的现象。这一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非均衡，从而有可能首先引发商业银行支付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     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非均衡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严厉管制，以及抑制企业的金融活动来适应实体经济的要求，如对利率进行严厉管制来应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势头，严格禁止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等等。这其实是“削足适履”。二是通过制度创新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供给，平抑因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而导致的虚拟经济过火的势头。这是可行的“阴阳平衡”战略。当前要反对的是主张通过抑制金融活动来均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矛盾的所谓改革思路。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     应该看到，增加高质量的金融资产供给，是缓解金融资产短缺的主要途径，它不会给经济金融运行带来风险，只会化解现在严重的潜在风险。真正给经济带来风险的，是放任资产短缺引发严重泡沫经济的行为，是假借金融创新把低质量的金融资产经过包装装进金融市场的虚假创新行为。为此我们应该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困境、转型升级的基本要求以及中国处于资产短缺新阶段这三个角度，来深刻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金融改革思想和工作重点。这才是全面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非均衡问题的要害、关键和方向。     为了大幅度增加优质资产供给，我提出的主要措施是：首先，需要通过严刑峻法提升民众对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信心，当前应该立即着手把那些劣质的、作假的上市公司踢出资本市场，严厉地追究各种假借金融创新把低质量的金融资产包装进入金融市场的虚假创新行为，从而从总体上提升资本市场质量。第二，应该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转社会保障基金的比例，并允许社保基金把这些资本的收益投入金融市场运作。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也应该从要求的2020年达到30%提高到50%，并允许其在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之前，可以投入资本市场运作。第三，要加快推进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速度，这是化解中国的金融风险集中在商业银行的主要途径，也是盘活货币存量、为资本市场提供优质金融资产、提升股市信心的主要措施之一。第四，对ZF投融资平台形成的基建资产项目，收益有保障的部分优质资产，应该强令其限期变现归还商业银行贷款；收益一般的可以由省和中央财政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使其形成底层资产的正回报率，并设法在此基础上进行资产证券化，通过财政补贴、货币发行等增量货币盘活资产存量。第五，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给地方ZF建立包括房地产税等在内的稳定的主体税种，使其逐步摆脱依赖土地财政的不良格局。这需要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的调整中，把房地产税等作为地方ZF征收和掌控的主体税种，同时上收部分比例的土地出让金归中央ZF。——刘志彪讲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失衡”问题，其实不能算是经济问题，至多只能是次一级的问题。刘志彪讲“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我认为不确切。刘志彪讲的“实体经济不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二是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其中，“严重的产能过剩”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宏观经济问题或总量问题，而“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则不是与前者并列的一个问题，而是次一级的问题，是产生前一问题的原因。刘志彪讲的“虚拟经济太虚”主要表现为“四个高”：一是利率高、汇率高、资产价格高、债务率高。这“四个高”，粗略地看，也可以归入“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中。而“虚拟经济太虚”又被归结为我国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这样，依本人的理解，刘志彪实际上是在讲：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总量问题——严重的产能过剩，其原因是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包括“虚拟经济太虚”，后者的原因是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刘志彪所言和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本本”讲的好像差别很大：第一，刘志彪把产能过剩归结为结构因素，而宏观经济学则把产能过剩归结为总量因素——总需求不足；第二，刘志彪认为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宏观经济学则要素成本上升速度太快导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二者恰好相反；刘志彪最后把产能过剩归结为优质金融资产的长期短缺——一个长期因素，而而宏观经济学则把产能过剩归结为短期因素——总需求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