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方面，２０１１年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集中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原因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等方面。

（一）主权债务危机问题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世界经济尚未摆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低迷状态，希腊、葡萄牙、冰岛、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又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蒙上了一层阴影（增加了不确定因素）。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对美国次贷危机的讨论和分析已较为透彻和深入，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原因与次贷危机相比有何区别，其背后制度根源在哪，债务危机如何发展并对全球经济带来何种影响，２０１１年国内学者围绕上述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１．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盟经济的巨大冲击是债务危机的外部原因。而在分析欧元区自身原因时，许多学者将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欧洲国家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债务危机发生国经济缺乏活力，没能建立起具有活力的新的产业部门，国民经济依然高度依赖于某个或某几个周期性过强的行业；产业结构单调使其难以形成核心国际竞争力，ＧＤＰ增速乏力。

      还有学者指出，此次危机是福利国家模式的危机，一方面由于欧元区国家所实行的高福利政策导致ZF财政支出规模庞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多年来维持在较低水平，财政收入得不到保障，因此财政赤字逐年攀升。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此次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欧元区财政政策同货币政策相分离的二元结构，欧元区自成立时即存在内在矛盾，欧元体制的根本缺陷才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欧元区缺乏应对危机的统一政策调节工具，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缺乏充分及时的补充调节机制；同时，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一些学者指出，债务危机的根源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后，ZF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ZF是矫正市场失灵的唯一主体，但过度扩张的ZF支出同样是宏观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隐患，甚至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持该观点的学者更指出，债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市场现象，实际上这场危机背后有着深刻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矛盾演化的产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债务产生的本质原因，剥夺性积累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诱发因素，金融资本的贪婪成性是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２．债务危机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影响

      关于债务危机的发展趋势，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比较乐观的判断，认为债务危机是局部危机，本质上是一次信心的危机，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严重。欧美等国ZF将携手合作、加强援助，对当前出现的危机进行救助；危机发生国将在承诺削减ZF开支的同时想方设法增加财政税收。由此人们对这些国家的信心将在短期内有所改善，资本市场会在一年之内有所稳定，欧洲债务危机将逐步远去。而随着危机的解除，欧洲诸国经济逐步恢复，进而使得欧洲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改善，欧元区的经济随之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债务危机将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沉重打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无论是采取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缓解经济危机而无法根除危机，而每一次反经济危机的策略措施只能加重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ZF长期反危机的各种政策、措施叠加的结果，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一种落后、衰退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被更高级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对全球化的批判

       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将全球各国都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开拓了世界市场，同时也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向全球，将经济危机扩散至全球范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国内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和质疑不断增多。

      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无论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有多么强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都不会逆转，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经济全球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也需要通过全球化的形式来应对和治理危机。但绝大多数国内学者都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矛盾的全球化，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亟待变革。

      经济全球化倡导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力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却得不到实现，发达国家想方设法阻碍其他国家劳工的进入。在劳动力不流动而资本流动的世界上，不发达国家为吸引外资，在解雇、工作安全、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工会和集体谈判等方面降低标准，结果造成了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全球化的深入加强了资本在与国家谈判关系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其迫使国家减税、取消管制和降低成本的要挟能力，这些“减税”方案实施的结果必然会加大收入分配差距。

      金融化的发展使美国的产业结构日益呈现出了“服务化”或“后工业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作用下，世界经济体系出现失衡，美国主要生产没有实物支持的美元货币和金融产品，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则生产可以用美元购买的物质产品；美国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购买大量消费品，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亚洲国家则通过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形成贸易顺差；亚洲国家又把从贸易中积累的盈余用于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各种资产如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而美国则依靠世界各国提供的信贷形成虚假的需求，反过来拉动世界的消费和增长，造成当前一种极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

      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是共生关系。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掠夺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这一根本矛盾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不断的全球殖民化把前资本主义国家融入全球市场来缓和这一矛盾，资本的全球扩张势必在个人、国家和全球体系三个层面遭到强烈抵制和激烈反抗。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也可看做是一种反资本全球扩张的反全球化运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中国模式”讨论的兴起，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体系变革生命力的表现。中国式社会主义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性质全球化的一种力量形式，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通过对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化，以及苏联模式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经验教训的借鉴，以全新的“中国模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非理性和非道德性的变革。

（三）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和阶级关系问题的研究

      金融危机爆发前，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学者鼓吹劳资和谐、“中产阶级化”以及阶级界限的淡化。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两极分化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主权债务危机下欧美各国纷纷裁减ZF支出，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劳资矛盾必然进一步激化。２０１１年国内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阶级关系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避而不谈，认为不同阶级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他们主张“阶级消亡论”、“无产阶级消亡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以挪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工资集体谈判模式分为中央层级、行业层级和局部层级三个层级，由此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集体谈判体系。三方集体谈判制度及相关的劳资冲突调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工资收入差别的缩小使得挪威形成了一种比较和谐的劳动关系。还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丰裕社会”阶段；西欧横向上覆盖全民、纵向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和框架使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缩小，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趋于同质化，加上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裕，使得人们不再过多和过分地关注利润、产值、金钱等与个人直接相关的物质价值的领域。

      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只是掩盖了阶级矛盾，一旦危机发生，工人阶级还是处于劣势地位。持该观点的学者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了加剧扩大的现象，市场制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起着决定性作用，效率至上使各国面对全球经济的竞争都采取了容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度，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强资本弱劳工的配置格局依然存在，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该观点否定了“阶级消亡论”及“阶级分析失效论”，对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新变化的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中的基本阶级呈现多层次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中间阶层也更加多样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已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且还是阶层间的矛盾、利益集团间的矛盾的交织。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必须从以“阶级斗争”的分析为主转向对各种“阶级关系”的全面分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就业的职业构成经历了一个“白领化”的历程。有学者指出，这一白领化的实质是白领雇员的“无产阶级化”而非西方学者所说的“中产阶级化”，这表现在白领工人在技能水平、工资待遇和失业状况等方面日益与蓝领工人趋同。关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认识西方国家阶级关系上的变化，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造成一国内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原先的社会阶层形态势必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或出现一些新的阶层，但这些新的阶层或许只是原有的社会阶层赋予了跨国性这一新的特点，例如跨国资本家只是原有资本家活动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其他国家，并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划分的资产阶级范围。阶级问题在当代面临着“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挑战，应从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本质层面来认识和理解阶级问题和阶级关系，从民族国家范围和全球范围相结合的维度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变化发展，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动态考察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演变及特征。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资本家阶级和全球工人阶级逐渐形成，在全球化时代，阶级和阶级冲突与斗争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全球范围）以更加尖锐、更加明晰的形式表现和扩展出来。

（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反思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世界经济仍陷于低迷状态，欧洲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这不仅是自由市场、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更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和缺陷的必然结果。西方政界和理论界也几乎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合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和矛盾。２０１１年，国内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多角度深刻的批判和反思。

１．金融与实体经济角度

      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利润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因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新价值的不断流入。当产业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活动即金融资本相对独立膨胀时，新价值创造的基础被削弱，进而整个金融化过程将逐渐陷入停滞。有学者指出，通过对１９７５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利润率的测算得出结论，美国经济新金融化积累模式形成以来，参与金融活动后的非金融公司的利润率波动更加剧烈，说明非金融公司的金融不稳定性随着金融活动的增加逐渐加剧；有限定的金融部门的利润率长期中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说明金融化确实促进了金融部门参与价值分配地位提升；然而有限定的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在历次危机发生时都发生大幅度下降，波动幅度明显高于参与金融活动后的非金融公司，说明金融化本身的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还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反思：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金融资本的危机，而金融资本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是更大的危机。因为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纯粹、最充分和最高级的形式，它集中体现了资本的灵魂和奥妙，即摆脱一切时间和空间、物质和精神、生产和流通的限制，用钱来生钱（马克思讲的货币循环Ｇ—Ｇ′）。如果资本的最高级形式走向衰落，那么资本主义的前途在哪里呢？

２．自由市场角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监管，特别是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从而使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同时也使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ZF状态空前加剧。持该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因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力、放松管制是私有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不在私营经济领域进行国有化和国家投资的美国ZF政策”这样三个教条似乎都失去了魔力。

３．生态危机角度

      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尚未过去，两场大的生态危机又一次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脆弱性。美国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和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程度之深，正是资本主义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金融危机又使它积重难返、雪上加霜，ZF和企业心猿意马、力不从心。深层原因就是私人占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了整个社会利益，不可能适应高效、高危的高科技大规模运用造福于人民。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自然异化、土地异化，导致“新陈代谢断裂”，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惟一途径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

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角度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借助慈善组织，通过关注发展中国家贫困阶层的需要来创造新的市场空间，并称之为“创造性资本主义”。它让企业从事针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阶层的慈善活动，以试图解决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不能解决的贫困问题，并通过这些慈善活动为自己找到更多的市场机会。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一直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但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创新都没有能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问题是其制度自身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就是凭借资本对他人劳动成果进行掠夺。在一个成熟的世界市场中，经济危机的内在机制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高度强化，资本主义必须“创造性”地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灭亡”，创造性地消亡。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其本来目的是要维护和拯救资本主义，但其最终结果却是促使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化和灭亡。近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接连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种种困境和乱象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有学者指出，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弊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偏离平衡越来越远，以至发生结构性危机，将导致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无序的动荡，当前这套制度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本次金融危机使“华盛顿共识”失去主导地位，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已逐渐陷入僵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举债、财政赤字、军事扩张５条“逃生之路”非但未取得成功，反而加剧了矛盾，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极限，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２０１１年度，国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方面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首先，在对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上，一些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缺陷，但并未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为何以债务危机的形式爆发，因此这样的分析显得过于简单化。此次欧洲债务危机与同样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美国次贷危机相比，具有什么异同点，为何二者表现形式不同；与历次发生在拉丁美洲、俄罗斯等国的债务危机相比，又具备了什么特点；当前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自由市场经济贯彻最彻底的国家，这意味着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什么变化和特征，这是目前讨论比较欠缺的。

      其次，在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学者们大多倾向于采用批判性思维进行分析论证，很少有针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不合理及缺陷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浪潮也席卷了中国，而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转变，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带来何种影响和启示，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再次，国内学者大多数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或淡化，阶级分析方法仍然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很多学者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出现了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为缓解当前危机，美国减税计划和欧洲大幅削减福利开支后，收入两极分化趋势是否会加剧，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否会激化，是否会引发另一场危机，这是目前讨论比较欠缺的；为何在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情况下，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仍陷于低潮？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资产阶级已经逐渐形成，然而由于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全球工人阶级是否形成？如果全球工人阶级已经形成，是否意味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也已为时不远？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