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李克洲发表在《经济学家》网站上的文章《商品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http://www.jjxj.com.cn/article/14472)一文，实际上是把一个在若干年前已经争论清楚的问题重新翻出来。旧问题当然可以新讨论，马克思《资本论》也当然可以质疑。问题是：首先要真正全面地理解原著，其次也必须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吃透。我以为，李文正是犯了这个大忌。 下面，是我在1981年写作的一篇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正好可以回答李克洲的质疑。</p><p>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十七世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辛勤走过道路，为当代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在另一个层次上所重复。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以抽象范畴作始点，而“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诸著作中，几乎都难于说其研究始点是科学家的。笔者以为，为了迅速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必须认真研究、分析诸多政治经济学著作，指出其中关于研究对象、始点方面的问题。</p><p>这里，我们试图以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绐点的理论为指导，以《资本论》始点为借鉴，对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始点作简要述评，以求能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一些思路。</p><p>科学何以为始点？这远不是一个随意性和假定性的问题，它应该也确有其科学的根据。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自然也不例外。对这一问题，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一直是经济不家们思索的问题。在马克思之前，尽管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对此有过颇有见地的看法，但第一个自觉地研究、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是马克思。在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种种始点分析评述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将马克思关于研究始点的理论要点简述如下：</p><p>第一，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两条不同的道路：由具体现抽象，抽象到具体；因而形成两个不同的研究始点：一是具体开始，一是由抽象开始。从具体开始似乎正确，但仔细考察起来变会发现这是错误的；相反，从抽象开始，才是正确的。</p><p>第二，既然由抽象出发是科学的，那么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有哪些基本规定性呢？</p><p>（一）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应有以下几个特征。它最简单的范畴。在简单的范畴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具体范畴表达较多方面的关系却并没有产生。换言之，最抽象的范畴最单纯的、最无内容、最少规定性的范畴，它不表现具体范畴的复杂关系，它只是简单关系的表现。由此出发，我们才不至于在研究的开始，就陷入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后来迷宫之中。它是最普遍最一般的范畴。最抽象的范畴，是对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抽象，所以抽象的范畴表达关系，为许多范畴所共有、为一切范畴所共有。换言之，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必须是该社会最本质的范畴，它概括着一切范畴的基本方面，所以它是最一般、最普遍的范畴。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抓住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本质的一般”。它是始初的范畴。最抽象的范畴，还表现为历史和逻辑的最初经济关系，即后来经济关系由以发展的原始基础、根据、萌芽。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抓住经济关系发端的基础、各种社会矛盾的萌芽。总之，作为起点的抽象范畴，必须是最简单、最普遍、最一般和始初的范畴。</p><p>（二）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必须是“经济的具体物”；或用列宁的话讲，是“直接的‘存在’”。所谓经济的具体物，是马克思针对从概念出发的唯心主义而提出的命题。它是指，作为始点的范畴，是对“最丰富的具体”的抽象，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而不是无存在根据的脱离客观经济关系的名词、概念。所以，从最抽象的范畴出发，不过是从最简单、最普遍、始初的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出发而已。这一点，是唯物与唯心论在始点问题上的分水岭。</p><p>（三）综合起来看，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表现为一个社会机体上的、一系列经济条件发展变化而产生的“经济细胞”。这一经济细胞，是上述全部元宝性相统一的体现。它在质上，简单地、浓缩地表达了社会生产关系；它地量上，集中地代表着社会财富。这一经济细胞在质和量上表达和代表的关系、内容，是通过单个别细胞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作为研究始点的“经济细胞”，不是一个细胞群，而单个的经济细胞。这一经济细胞，成为某一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标志。</p><p>第三，抽象范畴因其抽象程度不同而有区别，作为始点的是现实社会中最抽象的范畴。抽象范畴可分为三类：（1）有的抽象范畴，在过去的时代中处于支配地位，是当时社会最简、最普遍、始初的范畴，发展到当前的社会，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成为较低程度的抽象范畴，如农业劳动。（2）有的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但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就是说，曾经是比较抽象的范畴，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成为最抽象的、占统治地位的范畴，如价值。（3）有的范畴，可能发展到当前的社会还不足以取得统治地位，它的广泛深入地发展只能属于更为高级的社会，所以它还不是最抽象的范畴，如计划。而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只能是最抽象的范畴，即上述第（2）项中那类的范畴。当然，所谓抽象和具体，是相对而言的。比较抽象的范畴，对更抽象的范畴，就是具体，但对更为具体的范畴，就是抽象；反之亦然。</p><p>《资本论》的研究始点是“商品”。商品作为《资本论》始点的科学性，是马克思始点理论科学性的验证。</p><p>第一，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是最抽象的范畴，它具备了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的诸特征。首先，它是该社会最简单的范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而它的简单表现形式，就是价值关系、商品关系。其次，它是该社会最普遍并具有“本质的一般”的范畴。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社会。它与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商品是它的产品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正是在这里，商品获得了普遍性特征和具有资本主义本质的一般性质。由它出发，就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产业部门普遍的经济关系。最后，它是该社会最基础、始初的范畴。商品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表现为基础的、最少内容的简单范畴，是逻辑层次的第一层，是整个经济关系分析的基础；资本关系的产生，不过是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普遍化的结果罢了。从历史上讲，商品，是在历史上、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始初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而已。由商品出发，便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础，找到了资本关系的元初形式。</p><p>第二，商品是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的社会形式，是经济的具体物。它体现了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的现实、存在的基础，即表明了作为始点的抽象范畴的诸特征是嵌于经济具体物之上的。从商品范畴出发，决非从概念出发。经济范畴是客观经济关系的理论抽象，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具体物。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曾将《资本论》从商品这个简单的经济具体物分析开始，歪曲为是从“价值”概念出发，然后将“价值”概念一分为二，一半是使用价值，一半是交换价值。对此，马克思指出：“这一要都是‘胡说’。（空格）［首先］人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就是‘商品’。”</p><p>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换句话说，商品是由经济条件历史地发展变化而长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经济细胞”。资本细胞，在量上是该社会财富的代表，在质上孕育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胚胎。</p><p>下面，我们以马克思的始点理论为指导，以《资本论》始点为借鉴，来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著作的种种始点，作一简要述评。</p><p>（一）从政治以外的领域出发。这里又分为两大支：一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史出发，二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出发。</p><p>从经济活动史即社会主义建设史出发。以此为始点的代表作，无疑要算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简称“苏科学院本”）在这部著作的影响下，几乎在各国都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活动作开端的著作。从作者的用意来看，“苏科学院本”有一个相当于《资本论》第一篇的部分：“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该书以论述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起，描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里程，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止。从作为始点的这部分章节的内容来看，基本上不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考察范围，公正地说，它应包括于社会主义经济活动发展史或建设史之中去。在这里，有的只是经济现象、经济活动事实，缺乏从其中抽象出概括经济现象内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特有的经济范畴，当然更谈不上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的转化。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商品包含的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萌芽形式。资本关系的出现，是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的转化过程以及一系列其他范畴的分析而呈现出来的。该书的作者虽则承认应该坚持马克思的“由最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较复杂的经济范畴”，但正如H.查果洛夫评论的那样，这一著作“否认本身提出体系的出发点问题的必要性；否认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p><p>这里还不能分析一下近年来另外颇有影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苏联（空格）鲁米扬采夫等主篇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鲁米扬夫本”），另一部是苏联（空格）鲁缅采夫主篇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鲁缅采夫本”）。这两本书虽在始点章节中加强了理论性，但细读其始点章节内容，仍然使人感到带有很浓的经济史与解释党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色彩。甚至这两本书与“苏科学院本”相比，其始点章节的内容安排、次序以及层次都是大同小异。“鲁缅采夫本”称：“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因此，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研究作为统一整体的社会的经济活动，　而不是象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那样研究私人商品生产者的关系。在历史上，社会主义生产和的产生，也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所代替而开始的。“其一，作者以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作为逻辑起点分别为“整体的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个别商品的根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所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应由商品开始，那么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 岂不也应从商品开始？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成为它的产品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的动机。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为什么就应由整体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开始？作者这语焉不详。这里简要指出三点就够了：一是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地直接研究经济活动的；二是一开始就对一个社会做整体分析，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三是所有制性质的不同，涉及的只是研究对象问题，根本不涉及研究始点是整体还是个体。其二，至于说，在历史上，社会主义生产的产生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所以要从公有制的整体的社会经济活动开始；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制，所以应以资本家私有制整体的经济活动开始？说到“鲁米扬采夫本”，那更是自相矛盾。作者自称：“必须遵循多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但是该书作为开端映人们眼帘的，却是一大堆既复杂又具体的事物。</p><p>从经济活动史出发去建立体系，在我国过去出版的专著、教科书中，占统治地位，新近出版的北方十三所高校和南方十六所高校分别编的两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分别简称为“北方体”和“南方体”）都试图突破旧的体系，然而其始点章节与传统的观点几乎是大同小异。“北方本”始点章，编者自己承认其“主要内容是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而这里与传统的观点的差别仅仅是，将这部分内容进行了“大大压缩”。也就是说，该书同样是从经济史领域出发的。“南方本”的始点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该章又分为三节：1.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度时期；2.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细读全章三节内容，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史，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建立的经济史。当然，这两本子也有其差别，“北方本”很注意不去过多地“描述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而“南方本”却比较注意描述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p><p>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出发。这类范本有姚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越南劳动党中央宣教委员培训司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错，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经济产生的前提，但是前提并不全等于始点。一个事物的产生和存在可以有许多前提，那么是否都是始点？反过来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是社会主义无数事物的前提，那么对这些事物的考察是否都以此发端呢？当然，现在坚持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始点去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确已罕见，况且随着对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人们也在改变昔日的看法。但是，这里仍须指出：以此为始点，实际上是由政治经济以外的领域出发。</p><p>（二）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整体出发。大胆地宣布政治经济学要从经济体系的总体开端的，是波兰的明兹。他在自己的专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明兹本”）“初版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相反地则要从介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总的基本特点开始，因为只有了解这些特点，然后才可以了解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复杂机构。”他是以总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始点的。他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的过程的内容，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机构、经济范畴、规律和趋势。”应该承认，明兹的上述始点，是一个进步，因为他坚持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对象，把始点从学科外移至学科内。如果把“明兹本”与“苏科学院本”等著作作一个对照，会发现一个现象：“明兹本”的起点，相当于这些本去掉政治经济学个的始点的紧接后部分；换言之，后者不过比“明兹本”多了一部分内容，除去它，皆为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需要指出，无论是“明兹本”还是上述其他本，都是将生产资料公的制当作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对待的。这是不对的。因为所有制问题不仅包括对生产资料，还包括对劳动力。但为了当前的目的，我们只能在原意范围内来谈问题。是的，从所有制出发确为从经济体系的总体开始，因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总和，对所有制下定义，无非是把社会生产关系各个部分描述一番。问题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整体出发并不科学。其一，所谓公有制，是多种经济关系的综合，从所有制总体出发无异于说，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从其生产关系的总和开始。这丝毫没有回答问题。在研究的实际进程中，只能是由局部互整体，从经济关系的总体出发，是无法做到的。其二，由此造成的必然后果是：作为出发点的所有制不过是实际内容的空洞概念而已。这一必然性为“明兹本”作为始点章节的第一节的题目所印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般概念。”正是由于在对各个经济关系分析之前就从总体分析所有制，所以，使这类使点的本子都不可避免地归入同一“胡同”：从所有制的概念出发。从概念出发，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毛泽东同志在阅读“苏科学院本”所作的笔记中也多次指出过，从概念出发是不科学的。进一步讲，对于一个无实际经济内容的概念来说，它还远不能算作经济范畴。其三，由于是从总体从而也是从概念出发，所以这些始点章节读后，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是一些浑沌的表象、一些空洞的名词而已，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元初的经济关系几乎一无所知。至于说，*作者外在语言强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基本特点等等，由于不是通过经济关系本质的运动呈现出来的，所以给人以先验的、先人之见的印象。最后，还必须分析一下作者这样选择始点的理论依据。为什么要从总体而不从局部出发呢？作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章一开始，援引了B·帕斯克耳《思想》中的一段话：“因为既然一切事物都是互为因果，互相支援，互为媒介的…所以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局部”。那么反过来岂不可以说，不认识局部又怎能认为整体？同样的岂不也可以作为从局部开始的理由？在马克思看来，始点（局部）以总体为根据，以总体为前提，这一局部是总过程运动的开端。作为《资本论》始点的商品，正是对资本主义这一高度发达商品社会的抽象，但它又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开端。只有这样理解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才不至于陷入循环的泥潭。从总体出发又为什么要从所有制出发呢？作者在始点章首引威廉·哥德汶的话为据，这段是：“所有制问题是政治正义的全部建筑赖以奠立的基石。”异常明白，这段话表明的是马克思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说由于所有制是政治正义的基石，研究就从所有制总体开始，那么生产力又决定着所有制，岂不是也可以说研究应从生产力总体开始？如果把这段话符合原意地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是其他社会学的基础的话，作者在理论上的混乱就更为明显了。作者又引马克思的一段话为据，这段话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理解经济规律，换言之，它不指出这样规律怎样从所有制的本质中产生出来。”作者的思路显然是：所有制产生经济规律，所以应先研究所有制。即便这样理解是无误的，那这里至多不过回答了所有制和经济规律的关系，丝毫不涉及整个体系的始点问题。难道对所有制本质的研究就不存在局部和整体、简单和复杂、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吗？进一步追问：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p><p>（三）从作为结果的经济规律出发。近来，国内外学术界由经济规律出发去研究问题的风气很盛，但真正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构成体系的尚不多见。带有典型意义的要算我国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简称“经济问题本”）</p><p>经济规律是什么？无非是经济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经济规律是怎样被揭示、被认为的呢？是通过对社会经济运动的研究，通过对概括了经济现象间的关系之范畴的运动的研究及其范畴之间的联系的研究，而最终被揭示出来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为《资本论》写的一篇序言中，阐述了该书的研究对象之后曾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显然，经济运动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结果。而从经济规律出发，就等于从研究结果出发。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这样做，违反了人们思维的认识秩序。马克思曾说过：“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事实上，要想在对经济过程研究之前就揭示出规律也是办不到的，至少不是以科学方式办到的，因而这些规律本身就令人怀疑。由此推演，既然经济规律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不在于研究经济运动过程，分析其间的经济关系，从而揭示其经济规律，而在于对既定的已知的规律作解罢了。</p><p>恰巧如此，“经济问题本”以此为已任。该书以“基本经济规律”为始点，依次展示了一系列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规律组成了该书的结构。编著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根本的、本质的规律，它决定和制约着其他一切经济规律，因而由此发端。这里姑不论什么是基本经济规律，虚拟地说，笔者同意书中的观点，那么要问，基本经济规律从何而来？为什么说它是基本经济规律？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如果以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规律相比的话，马克思对其规律的揭示，是呈现在他对剩余价值生产分析的全过程之中的，使人们看到的是运动着的经济现象间的必然联系。而这里由以出发的基本经济规律，至多不过是对斯大林的定义的诠释、发挥。该书作为始点的基本经济规律章分为三节：（1）社会主义生产目的；（2）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3）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就是说，全部研究最终又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开始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以一系列假定、一系列其他范畴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把目的理解为主观的，那显然是不对的，而如果把目的理解为客观的，那必定有决定生产目的的经济原因，因而，研究又必须由生产目的推到别的对象上去。可见，生产目的并不是经济学上的“直接的‘存在’”，由它开始，必然有一系列其他研究的结果为前提。</p><p>（四）从具体的、复杂的事物出发。以此为始点的理论错误是显而易见，所以公开声称由此必端者并未曾见；所见者常常是：要想进入这个“房间”，却不幸出现在那个“房间”。项裕太同志的“企业始点”论可谓一例。他提出：“企业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细胞形态，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分析的始点。”第一，企业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什么是经济范畴？它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什么是企业？它不过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不过是从事生产、商业、服务、运输等等经济活动的独立单位。显而易见，两者大相径庭。企业，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是涉及到的，但至今未见谁认为经典作家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来对待。第二，即令我们将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来思考，那么立即就会发现：首先企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的东西，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规定性的组织，诸如它的活动规模、职工人数、作业计划、工作制度、建筑设施、工资额、企业性质……；根本无法以企业为始点来作分析。其次，企业并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显然，企业不能包括社会主义的所有经济单位，如广大的农业生产队和个体劳动单位。而且，企业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的一般”，因为资本主义不仅有企业，而且比我们社会更普遍、更多样。再次，企业并不具有始初性。比如，企业的性质，不是自身产生的规定性，而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企业的规模、作业计划、职工人数等等，都是由别的经济因素决定的。总之，企业不是一个抽象，而是一个极其具体的经济组织；由它出发，我们就进入了复杂、具体、浑沌的表象之迷雾中。第三项裕太同志所以提出企业始点论，基于他理论上的一个误解：他承认研究应该“由单纯的、基本的关系上升到复杂的、具体的关系”，但是，他将抽象到具体同个别一般完全等同起来了，进而认为个别的东西＝单纯的、抽象的东西。这是一个小而隐大的失误。造成这一失误，很可能与他误解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有关。马克思说过：“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别上升到一般。”这只是一句话的后一半，前半句说：“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碍的……”。很明白，这里所谓的一般，是指一般带普遍性的结论、规律等等；而这里的个别，是指隐规律于其间的一系列个别的经济范畴、个别的经济现象等等。所以，个别，可以是单纯、抽象的个别，如商品；也可以是复杂、具体的个别，如单个资本。第四，项裕太同志关于企业是“经济细胞”说，就更难站住脚了。因为他认为“是组成社会经济的基本生产组织，也是交换的主体和分配单位”。这里撇开他的“生产细胞”、“经济细胞”的概念含义不清不说，把社会不同行业概括起来的“企业”，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如果是一个直接存在的企业，那它是一个生产组织，就不可能兼为交换主体和分配单位；那它是一个商业单位，就决不可亦生产组织。这样，所谓企业包含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之说，就化为乌有有了。　</p><p>（五）从并非最抽象的范畴出发。</p><p>一种观点是，认为应仍然以商品作始点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不适当的。首先，社会主义商品不是最抽象的范畴，不具备作为始点范畴的抽象规定性。它不再是最普遍的范畴，因为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土地以及全民所有制的许多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它不再是“本质的一般”，即商品关系不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简单形式；它不能一般地表现作为本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它也不再是始初的范畴，它只是资本关系的萌芽形式。其次，商品不再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在这里，财富已经还原为劳动或劳动者自身。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单个商品也不再成为社会机体上的“经济细胞”。最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所以商品的地位在今天也发生了变异；再从商品开始，几乎无异说社会主义相似于资本主义。</p><p>至于有人不仅从起点，甚至全盘照《资本论》依样画瓢，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马克思的一段话：“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p><p>还有一种观点，主张以“计划”为始点。这个想法倒是不错，不过，计划范畴虽属于抽象范畴，但其抽象规定性还未获充分发展；就是说，计划范畴还未取得作为始点的资格。本文的目的是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不的始点这个在理论上尚未解决的问题。至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将在另外的场合提出探讨。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