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学者们通过援引不同的学术资源，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思路。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应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内容。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连续３０多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引发了国内外学者们的思考，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形成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内涵与特征、意义，以及面临的矛盾与选择等方面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多方面理论进展。 “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到“中国经济学”具有内在逻辑：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得到实现，从而能够正确地解读中国经济模式、明确正确的转型目标、转变观念与话语权，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中国经济学”。在“中国模式”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解读“中国模式”、明确“转型”目标这两个“转型”的现实需要角度出发，周文、孙懿论证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融合先进研究方法以及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经济学”的现实必要性。 经济学起着解释经济现实并指导实践的作用，而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脱离不了技术、制度、社会和历史的分析，同时，构建有足够现实解释力的“中国经济学”对于发展模式转型的中国也尤为重要。
      还有学者指出，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来源。黄泰岩认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其基本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和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从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劳动力，即消费、投资、出口；从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的推动力，即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制度供给。在此理论框架下，黄泰岩等对历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总结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三农”问题、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等规范理论方面取得的进展。
      另一种思路提出，面对经济学界“科学主义”泛滥的现状，经济学研究应当进行“人文转向”。高德步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需要进行人文转向，在“人”的方面：要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上重建经济学；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研究人与物、
人与自然以及人身与人心的关系；不仅要回答“是”的问题，更要回答“应该”的问题。“文”的方面：中国经济学应贯穿一种历史观，采取历史方法和历史叙事；应反映中国文化的多元价值传统；应体现民族利益的“国民经济学”；应使用自己的民族语
言，形成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总之，实现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用中国的人文传统纠正科学主义，防止和克服科学技术异化和道德理想泯灭，以“正德、利用、厚生”诸事的协调与统一为核心，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张晖明等认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几乎不受节制地在全球蔓延，与主流经济学抛弃人文精神密不可分，此间种种乱象呼唤经济学回归人文精神，而有机地结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成为经济学回归人文精神的基础和重要资源。
      此外，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方法须以对“历史”批判为基础，结合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王晓林，沈建明提出，改革开放３０余年后，立足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且坚持中华民族复兴诉求而展望未来，就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路径选择，要求学术界以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对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转向进行探索和思考。
      袁辉指出，一是要立足对中国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二是摒弃以数学和分析工具为核心的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倡导问题意识，直面现象，综合运用归纳法、整体主义、演化思想等历史方法，从多重角度而不是单一维度考察经济现象在时间
上的运动，在历史与理论的互动中达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三是建设多元主义和兼收并蓄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
等学派的有益思想，借鉴包括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