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东西激荡在某些人的胸中，一旦外部条件稍有成熟，自然就血脉膨胀地冒将出来，让所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一身冷汗。曲阜这次又很好地承担了这个角色，他们要在附近的一座海拔高度约200米的小山周围，建设一个面积达到300平方公里、总投入300亿元(据说还不够)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按照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如果这玩意儿建成了，就是中国的“文化副都”。

　　作为一个普通人，3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这么大手笔的项目，不能想象其规模是件遗憾的事情。我知道一种换算的方式，是从贵州的深山里学来的。当地经济很不发达，前几年去那里做义工，主要是考察当地的教育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募捐的方式给当地孩子缴纳一些学费。当地孩子对于数学的概念是用土豆来计算的。换而言之，就是他们对于多少钱其实没有什么具体概念。有孩子问道，你们北京人挣多少钱？某人说了一个数字，那孩子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换算成多少土豆，那孩子恍然大悟：原来北京人这么有钱啊？那可是一大堆的土豆呢。

　　300亿元是多少土豆？我按照这个换算了一下，即使换成北京的物价至少也是150亿斤。这个数字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土豆同时被生产出来放在一起。那好吧，再换一个方式来让我们加深认识。山东的人口目前是9700万人，平均每人大概为了这个“文化副都”要掏上300多元。上网查了一下，山东的低保标准据说有了很大提高，大概是每月900元左右。这样我们可能就有点感性认识了。因为如果900元就可以让人养家糊口的话，加上300元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总不是什么奢求。

　　算了，直接说我想说什么吧。前几天接到义工组织的电话，我们曾经去的贵州山村，那些孩子能上学了，但家庭的经济情况没有什么改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用土豆作为计量单位衡量财富。中国只要还有这么一个用土豆计数的地方，我就看不出来花上300亿元建立个“文化副都”有任何意义。一方面是孩子们每天看着盐水煮的土豆，一方面是在300平方公里的地方宣扬我们灿烂的文化，这样的反差与对比，会让人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恐怕用脚趾头想想都能知道。

　　说起文化这件事，这个所谓“文化副都”的建议，固然是当地官员好大喜功、政绩工程的表现，但这种行为里倒确实有那么一点“文化”的影子。根据报道，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的意见很明确，就是把标志城建设成中国的“文化副都”。他说，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作为我国的文化副都，承担部分中华文化家园的功能；将部分本应建在首都的设施建在此城，为举办本应在首都举办的国家级典礼和全国性活动提供场所。

　　我们这里光辉灿烂的文化景观之一，就是无论出现什么狗皮倒灶的事情，总有一些人冲上去抬轿子。作为一个学者，在口口声声的“文化家园”的呼喊里，最好先顾及一下自己的精神家园。什么是学者的精神家园？我觉得一个以人文精神为己任的人，其精神家园的基础，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是民生之所系。

　　如果没有他们的鼓与呼，很多这种类似当年北京“万人大食堂”的荒唐事，不会挂上文化的外衣，就这么堂而皇之的端出来恶心人。为这种事情提供文化为借口的背书，知识分子的脊梁何在？难道真的要堕落到帮闲上去吗？

　　魔鬼从来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

　　全国政协委员孙淑义的《加快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大会发言掀起轩然大波。同是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法人代表侯露立场鲜明地指出：“我是纳税人，我反对用我的钱去盖这样的东西，借文化名义大兴土木！”很多与会委员也被文化标志城的巨额投资震住了(3月10日《新快报》)。

　　政府要投入300亿用来传承民族文化，相信许多人在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都会感到由衷的欣慰。但是如果告诉你，这些钱是用来新建一座所谓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不知大家会作何感想？笔者的第一感觉是不可思议。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民生问题亟待解决，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完善，还有不少人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此好大喜功、大肆挥霍似乎不是当前政府该有的作风。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为百姓服务上，花在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上，花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上。

　　不可否认，经济的发展使国家财政有了更多的盈余，政府也有能力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样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投入巨资。可是我们是否考虑过，300亿能修缮多少正在遭受岁月侵蚀的文物遗迹，300亿能培养多少民间文化的继承人，300亿能组织起多少研究传播中华文化的机构？近年来，各地都传出历史遗迹遭受人为或自然破坏的新闻，其中就有著名的宁夏古长城等。当文物保护工作者指着这些正在面临毁坏的珍贵遗迹，感叹经费不足的时候。在我国的另一个地方，却有人正在用着300亿修一座文化标志城，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不论是文化技艺还是物质遗存，都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保护它们才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当务之急。

　　前不久，韩国发生了一号国宝被烧毁的事件。笔者看到新闻画面中不少韩国人悲痛欲绝的画面，看到他们纷纷在被毁的建筑前下跪、磕头。是的，国宝烧了可以重建，可谁能弥补韩国人民内心的创伤。可是在我们国家又是什么情况呢？许多人对文物的保护漠不关心，甚至想尽办法盗取文物，牟取私利。极大的反差告诉我们，民族文化的发扬绝不是靠物质建设和大兴土木，靠的是一个民族内心的坚守和忠诚。有了这份忠诚，哪怕是一堆废墟，也能凝聚这个民族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想要建一座新城来标志中华文化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弘扬中华文化需要从心开始，从一点一滴做起。一座毫无历史积淀的形象工程将永远无法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兴建可能对其他地方的文化资源产生巨大的伤害。不但事关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事关各地域文化的尊严。

　　中华文化标志城终于在全国两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3月10日表示，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发改委应慎重论证，否则不仅是对“国库”的浪费，还会引起各地争相效仿。

　　中华文化标志城激起如此反响恐怕超出了策划者们的意料。但是，他们低估了民意，也轻率地利用了国家领导人对他们的信任和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我们注意到，国家领导人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批示中有非常明确的四个大字“量力而行”。不过，兴建标志城却很难谈得上是量力而行。据多方的说法，该项目2004年测算的是需要投资300亿，而按照现在乃至今后的物价水平，300亿元人民币恐怕远远不够。在新中国历史上，单项政府投资上300亿元的项目也并不多，而这个数字据说是全年中央财政对文化事业投资总和的好几倍。此外，一个如此庞大的项目可能还是一个吞噬金钱的无底洞，建成后维持日常的运营每年也将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这些钱怎么解决？

　　经济方面的问题之外，不能不说的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兴建更可能对其他地方的文化资源产生巨大的伤害。全国两会上，来自山东的孙淑义委员，建议把项目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使中华文化标志城具有法定性、惟一性和权威性，代表国家水平。果真如此的话，中华文化标志城岂不是要就此一统江湖？那么陕西的黄帝陵还要不要祭？河南的炎黄二祖还要不要拜？在国家的法定节假日端午节，我们又该如何纪念屈原？来自上海的葛剑雄委员，即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与孙委员遥相呼应，建议国家立法规范当前的各类祭祀活动。葛教授建议“凡以国家名义举行的纪念活动和纪念对象，必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由国务院实施，否则不得称为‘国家级’或‘国祭’。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国家级纪念活动不应称为‘祭祀’，也不应纪念未经历史研究确认的、传说中的人物。黄帝、炎帝、大禹等人物的纪念活动应由民间举办。”按照葛教授的提法，黄帝、炎帝、大禹等都因为是传说中的人物，对他们的祭祀也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民间活动。而真正属于国家级的祭祀也就不言而喻。葛教授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通过贬低别人而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张目，颇有当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风范。自从汉武帝以降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一直处于对意识形态的官方垄断地位。现在，重新复辟一下，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而真正令人吃惊的是，现在的学人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连炎黄二祖都欲扫入民间传说的垃圾堆。这在过去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无论从国家统战工作还是软实力建设的需要，通过贬炎黄而尊孔孟，那么大家当如何面对“炎黄子孙”这个说法，这究竟是一种建设性行为还是破坏性行为呢？

　　中华文化标志城不但事关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也事关各地域文化的尊严。望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

　　□于德清

是啊！

人类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适宜的土壤，是不会结出文明的果实。一个民族的兴起，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需要精神力的支撑，更需要良好的文化条件。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核心体系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从重视教育幵始，从培育人的思想道德与养成教育方面入手，重新塑造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具有创造性的国民理想人格。只有且惟有此，才能真正的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