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节选自《阅读杜润生》  作者：朱玲  原载于人民网
七届六中全会以后，杜老被“贬”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到1979年初调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其间有20多年不在“农口”（第67，96页）。正是这番经历给了他静心博览群书、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体察民情的机会（第111-113页），所以不仅塑造了他此后参与和领导农村政策研究的风格，而且也赋予这本回忆录独特的魅力，那就是在对历史事件的述说中，不乏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实践认识的理论升华，处处闪耀着引人入胜的思想火花。

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述中，他反思自己最初赞同的理由和做过的讲话，并未因为后来经调查研究便不再“跟风”而文过饰非。同时他也没有避讳“名人”的失误，短短几句话就使我们看到，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科学家在那狂热的年代如何屈从权势并加温狂热：“有一次，毛主席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成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是可能的。毛相信了各地亩产上千、过万斤的‘卫星’，遂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

虽然后来钱学森又做了些补充说明，上海的植物生理学家更是巧妙地提出，只有栽培技术学家才有专业权威性，然而钱的说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却已经难以挽回（第79-80页）。

实质性的政策调整无疑发生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呈现出的渐进性特点，最终成为改革突破口的农地制度变迁却是剧烈的。从杜老的叙述可见，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首先是农民的创造。这一制度从1956到1978年间遭遇过种种政治阻力，然而历经三起三落却依然星星点点地顽强存在，说明它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并符合农民的意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当代中国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也可能是杜老人生中的一个高潮。

说明钱还是个聪明人，不这样怎么能成事呢？在毛的领导下，知识分子毫无尊严可言。

这是在当时历史时期的产物，当不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