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谜（The Innovation Enigma）斯蒂格利茨2014年03月21日
环顾世界，人们对以硅谷为象征的科技创新，有着无尽的热情。这样看来，美国的创造力代表着它真正的比较优势，其他国家都在尽力模仿。但这里有一个谜团：很难看出这种创新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的贡献。
目前的情况，与几十年前个人电脑时代肇始时有几分相似。1987年，因在增长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感叹：“电脑时代的印记随处可见，就是在生产率数据中看不到。”造成这的原因可能有好几个。
也许GDP并不能真正体现电脑时代创新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或者这一创新并没有其热烈支持者所相信的那么意义重大。事实显示，两者兼而有之。
不妨回忆一下。几年前，雷曼兄弟倒闭前夕，金融部门以创新而自豪。金融机构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但是，仔细的审视显示，大部分金融创新，无非是在确保自身安然无事（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情况下，设计更好的方法蒙骗他人、操纵市场及利用市场力量。
在这期间，资源纷纷流入这一“创新”部门，而GDP增长却比此前显著地降低了。即使在最佳时期，它也没有提高生活水平（银行家除外），最终还导致我们至今仍在努力摆脱的危机。这些所有“创新”的净社会贡献是负面的。
同样的，此前的互联网泡沫也打着创新的幌子——一些让你可以订购狗粮和饮料的网站。这次创新潮好歹还留下了管用的搜索引擎和光纤基础设施。但很难说在线购物所省下的时间，或者加强竞争所节省的成本（因为上网更方便比较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有两点必须弄清楚。首先，一项创新的盈利能力，并不是衡量其对我们生活水平净贡献的好指标。在赢家通吃的经济中，开发出更好的在线狗粮订购和递送网站的创新者，可能把全世界所有使用互联网订购狗粮的用户都吸引过去，从中赚取大笔利润。但若没有递送服务，这些利润大部分将流入他人的腰包。网站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事实上可能相对很小。
其次，如果一项创新，如银行界的自动提款机，增加了失业，这一社会成本——不管是被裁员员工的痛苦，还是给他们发放失业救济所增加的财政负担——都不会反映在企业的盈利中。同样的，我们的GDP数据也不会反映个人因丢掉工作风险增加，而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同样重要的，是它通常也无法准确反映创新对社会福利所带来的改善。
在更简单的世界中，创新无非意味着降低，比如汽车的生产成本，评估一项创新的价值就比较容易。但如若创新影响的是汽车的质量，评估其价值的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其他领域就更是如此了：我们要如何准确评估，现在的心脏手术成功率因为医学进步而比过去高了，因此大大地增加了预期寿命和生活素质？
但是，你无法摆脱一种不安的感觉，即最新的科技创新对长期提高生活水平的贡献，可能远远不如其拥趸者所宣称的。大量智力被用在构思更好方法，来最大化广告和营销预算上——将目标锁定在可能购买产品的客户，特别是生活丰裕人群。然而，如果创造力是用在更基本的研究上，或者用在能带来新产品的应用性更强的研究上，生活水平或许能得到更多的提升。
是的，通过面簿（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更好地与他人互联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如何将这类创新与激光、晶体管、图灵机和人类基因组图谱等创新相比？它们都带来了如潮水般的变革型产品。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不必瞎操心。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最近的科技创新，给我们的福利带来多大的贡献，但我们至少知道，它们不是危机前全球经济的各类金融创新，它们的效果至少是正面的。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