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议员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联邦ZF财政分配对议员选举的影响、竞选花费对竞选结果的影响、议员的投票行为。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国会的力量不可忽视:国会重权在握,不仅有立法权,而且有权批准联邦预算,实际上掌握着联邦财政收支大权,国会的各个常设委员会则掌握着联邦财政分配的权力。国会中议员的权力自不待言,重权在手的国会议员能否通过其政治行为影响其所代表的州的经济增长?如果说议员们可以通过法律的制订或财政的分配来为他所代表的州争取更多的利益,那么,这两个手段哪个更为重要?政治组织.尤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莱维特1994年的一篇工作文稿《议员制度和州经济增长》研究了这些问题。

　　大多数研究认为,国会议员会尽力为其所代表的州谋取经济利益,支持本州的经济增长,莱维特对此也持认同态度,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检验。但议员们怎样对其所代表的州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资历”说.认为议员们影响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议员的资历,它衡量了议员的政治活动能力,在常设委员会或本党占据领导地位的资深议员能够左右政策制订,将经济利益分配至他所代表的州,即使这些资深议员并不在委员会中担任要职,但他们仍有足够的谈判能力来影响经济利益分配。另一种是“委员会”说,认为是常设委员会,而不是单个的资深议员,才有能力影响经济利益的分配。既然是委员会有决定性权力,那么,委员会中的多数党则实际掌握了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莱维特认为,以上两个因素是同时、独立发挥作用的,此外,他认为议会中的多数党也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他对以上两种理论进行了折衷,建立了一个包含上述议员资历、常设委员会的作用、各州政治竞争程度(反映政党作用)三个因素的计量模型,分别就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检验。

　　能否对社会现象进行检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能否给各变量进行赋值,这也是使很多社会现象无法检验或无法精确检验的原因。在这方面,莱维特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他总是能找到合适的代理变量,使得度量检验变量成为可能。在这个模型中,他巧妙地给各个变量寻找到了度量标准,他以各州人均收入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按议员的任职年限将议员分为不同的等级来度量议员资历;根据常设委员会的职能、委员会中各州代表数量的比例确定它在国会中的级别;用各个州中等、低等资历议员的比例及该州前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两个指标作为各州政治竞争程度的度量指标。

　　在每次检验中,又将议员资历、专职委员会的作用、各州政治竞争程度这三个变量分别加入并逐一进行了检测。以1953-1990年的总体样本对仅包括议员资历这个主要变量的初始模型进行了检验,表明:对南方各州而言,资深民主党议员比例高的州,经济增长率较快,比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州要高出2.4%。每增加一个资深民主党议员,经济增长率要提高0.25%。议员资历和经济增长两者并非是线性关系,而是类似于u型的二次函数关系。中等资历议员占多数州的经济增长率最低,而低资历议员占多数的州也出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莱维特认为,这是政治竞争在发生作用,因为有较多的低资历议员说明这个州的政治竞争激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有趣的是,这个规律显著适用于民主党议员.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州并没有表现出这个规律。莱维特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党派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国会两院是由民主党控制的,所以,虽然在共和党控制国会期间,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州经济增长要快于民主党人控制的州,但毕竟共和党控制国会的时间很短.样本量较少,不足以支持严格的计量检验。

　　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常设委员会这一变量后,莱维特发现一个州在常设委员会中的议员人数也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州在常设委员会中每增加一名议员,那么,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1%。同时加入这个变量后,议员资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受到显著影响,这也证明了议员资历和专职委员会这两个变量之间不相关。

　　最后,加入政治竞争这一变量后,检验结果表明这个变量也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州议会中的民主党员占多数时,经济增长速度会较高。在议会中多增加一个民主党员,会使经济增长率提高0.06%,而由于共和党长期以来均为少数党,所以共和党议员的增加没有明显表现出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另外,衡量政治竞争的另一个指标——该州前次总统选举中的民主党候选人得票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也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同向变动关系,差异越大,说明竞争不激烈,则经济增长速度要减缓,得票率每差异5% ,经济增长速度减缓0.01%。

　　1953-1990年这40年间的数据未能反映出这期间的美国政治制度及世界局势的变化。1970年代,美国的议会改革使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大大削弱,相对增加了普通委员的权力,因此,资深委员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期间,美国联邦ZF依靠转移支ll6付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能力也大大增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也使美国经济增长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莱维特以1974年为界,将1953-1990年近40年的期间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两个区间内分别对他的模型进行了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议员资历及政治竞争程度这两个变量的作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资深民主党议员比例高的州依旧出现了高于平均数的增长速度,尤其在1974年之后的样本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政治竞争程度在两个期间的作用没有表现出大的差异。常设委员会的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农业委员会中各州议员的数量在1974年前和经济增长率强度相关,而军事、公共事务委员会中各州议员的数量在1974年之后与经济增长强度相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ZF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

　　如果议员资历、常设委员会的职能和级别、政治竞争等因素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呢?以前的研究认为这些政治因素可以影响联邦ZF经费在各州之间的分配,莱维特检验了这三个因素和占联邦ZF采购75%的国防支出的关系,并没有发现确定的相关关系。莱维特推断,除影响联邦经费的分配以外,更重要的是议员们还可以通过制订或废止一项法律、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来影响各州的经济增长。而这些因素还难以进行精确的度量和检验,这也是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方向之一。

　　议员们出于什么目的来支持其所代表的州的经济增长呢?普遍认同的理论认为,更多的联邦ZF的财政分配会帮助在任的议员赢得连任,对连任把握不大的议员们为了争取连任,最关心的就是积极为自己所在的选区争取更多的联邦财政经费,以取悦选民。莱维特也支持这个观点,但作为实证经济学家,他更关心的是对这种影响的程度进行准确的度量。莱维特1997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的文章《联邦财政分配对议员选举结果的影响》对此做了研究。

　　在莱维特以前,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计量检验,但结果并不支持这个理论。莱维特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个理论忽略了竞选结果与联邦财政经费分配之间还存在一个变量——竞争者的挑战(electoral vulnerability),这个变量同联邦财政的分配正相关,而与竞选结果负相关。即在任议员在竞选中受到的竞争者的挑战越激烈,那么.连任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在任议员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积极争取联邦财政经费以换取选民的支持。这样,联邦财政经费的分配和竞选结果之间的关系便不确定了,更多的联邦财政经费可以帮助议员连任成功,但同时议员争取联邦经费的活动也显示出议员对连任成功的把握不大,更多的财政经费意味着连任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其次,这个理论也夸大了单个在任议员在争取联邦财政经费中的作用。其实,联邦ZF给予一个州多少财政分配,要取决于诸如州长、市长、其他议员等多方面的力量,而单个议员的作用只能影响联邦经费在本州各个选区之间的分配。最后,联邦财政种类多样,性质各不相同,对议员竞选也有不同影响,如果不区别对待,将大大影响计量检验的效果。

　　为了能够准确度量联邦财政的分配对竞选结果的影响,莱维特创造性地进行了以下处理。首先,议员所受到的竞选挑战来自于其所在的选区,议员对联邦财政分配的影响也只是局限于各州的选区之间,因此莱维特把研究的视点从联邦经费在各州之间的分配缩小至联邦经费在一个州中几个选区间的分配,用各选区的数据资料来检验联邦财政分配对竞选结果的影响。其次,因为议员面临的竞选者的挑战这一变量难以直接度量,所以,莱维特引入了一个工具变量——联邦财政在本州其他选区的分配。这个变量和联邦经费在某个州各选区之间的分配相关,但与本选区在任议员面临的竞选者挑战小相关,因而和竞选结果不相关,因此,这个变量就能够替代竞选者挑战,把竞选结果对联邦财政的反向关系分离出去。这样,对一个州中其他选区获得联邦财政经费数量的增量变化进行计量分忻.就能准确度量联邦经费分配对竞选结果的影响。最后,莱维特对联邦经费的用途进行 区分,把它们分解为两大类,一类是“变化程度大”(high variation)的项目,莱维特也称之为“非转移支付”(non—transfer outlay)。这种项目数量众多,针对特定的项目进行支付,如农业补贴、城市交通治理、环境治理、特殊教育和科研项目等。用于这种项目的联邦经费容易受议员的政治活动左右,并且也可以方便地作为议员们的功劳来争取民心,因此,莱维特认为联邦ZF在这些项目上的支付对议员竞选结果的影响较大。另一类称为“变化程度小”(1ow variation)的项日,莱维特也称之为“转移支付”(transfer out—lay)。这种项目主要有国家安全、医疗保健、低收入 住房补贴、退伍士兵补助等。这些项目虽然种类少,但金额占了联邦财政的75%。莱维特认为议员们对这类支出的影响力不大,因而对议员的竞选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经过这样的处理,联邦财政分配对在任议员竞选的影响就可以较为方便地测定了。莱维特的检验表明,联邦财政的非转移支付对帮助在任议员赢得竞选的贡献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一个选区中人均100美元的增量将帮助在任议员赢得2%的选票;而联邦财政中转移支付与在任议员竞选结果没有显著的关系。莱维特的检验结果证实了人们的推测,在任议员在选举中占有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为在任议员争取到5—9,5%的选票。这也说明了美国每次国会选举中只有不到5%的议员在竞选连任中失败这一现象:经济增长对帮助议员连任也有不小的帮助,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帮助在任议员赢得0.45—0.63%的选票,这也说明了联邦财政转移支付不能有助于在任议员的原因,因为转移支付增多,说明本选区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好。党派的作用在莱维特的检验结果也充分地体现出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党派基本上控制了国会,因此上述的检验结果在民主党议员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 莱维特的实证检验不仅证实了这一理论,而且大大深化了这个理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