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科而进 放乎四海：从中国经验到全球实践　　12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出席《世界经理人》杂志在广州举办的“2013中国十大管理实践论坛：中国企业海外扩张”活动，发表主旨演讲，并接受《世界经理人》的采访。
　　双剑合璧，优势合一
　　自2010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于是宣扬“中国崩溃论”的声音日嚣尘上、不绝于耳。而林毅夫坚持认为，中国可以实现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这个目标，他的信心从何而来？
　　“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 年年底开始，到今年是第35 年，从1978 年到2012 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9.8%，2012 年经济规模是1978 年的24倍，过去这34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个奇迹。”林毅夫认为，善于利用后发优势正是中国创造出这个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后发优势是指，落后的国家在追赶领先的国家时，可以观察领先者的发展路径，避开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前人的失误，以更低的成本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和制度，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优势。
　　林毅夫解释说：“发达国家现在的技术产业是在全世界的最前沿，所以它的技术创新、它的产业升级基本上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我们知道发明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如果成功的话当然一本万利，但是绝大多数发明的努力是失败的，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因为我们中国是在世界技术前沿内部的技术创新，在世界产业前沿内部的产业升级，那么在升级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很多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降低我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的话，它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很多。”
　　后发优势的获得和发挥必须以一定的产业发展为依托，而选择上述产业必须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林毅夫认为，在产业升级上拔苗助长，去发展先进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后发优势也就无从发挥。只有根据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确保一个经济体在全球的生产分工和价值创造体系中获得相对理想的位置，只有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双剑合璧才能获得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正是凭借于此，才跻身于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二战后持续快速发展的十三个经济体之列，谱写出具有奇迹色彩的中国经验。
　　然而，决定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恰恰揭示了中国要素禀赋的变化。林毅夫表示，35 年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的资本比先前大为丰裕，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之间的总量对比，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为中国根据新的比较优势进一步进行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提供了依据。
　　“转型、升级、转移”是林毅夫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指出的三条出路：转型，是指进入资本、技术更密集的高端生产制造业；升级，是指从现有产业“微笑曲线”中间的低谷攀升到两端(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营销)，追求更高的附加价值；转移，是指把“微笑曲线”中段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劳动生产率相近、但工资低很多的地方去。
　　林毅夫特别强调历史的经验：无论是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美国或是日本)，还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面对本土的劳动力价格上升，都是把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向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转移。上世纪60 年代，日本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到“亚洲四小龙”，到了80 年代“亚洲四小龙”经过发展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时候，又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内地。这种转移不仅有利于企业利用更有比较优势的海外劳动力创造自己的第二春，扩大海外的订单，为留在国内的企业总部升级到微笑曲线两端创造条件，同时还会拉动国内的附加价值较高、技术资本较密集的中间部件或机械设备行业的需求，拓宽升级和转型这两条另外的出路。
　　最好的一站和最后的一站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何处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林毅夫先是算了一“大”一“小”两笔账。“目前内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岗位约有1.5 亿个，在制鞋业上雇用的工人是1900 万人，在纺织业、成衣业雇用的人数是2000 万人。” 林毅夫的“宏观账”着眼于投资目的地劳动力供给的承接能力，“例如，越南人口是9000 万，它整个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也就是1000 万人；柬埔寨全国人口1500 万，它能用在制造业上的顶多就200 万人，老挝600 万人用在制造业上顶多也就是100 万人”。
　　“2009 年我研究中国制鞋业往海外转移的时候，越南的工资大概是我们1/4 的水平，现在我们国内相关产业人均月工资是400—500 美元，越南是200—250 美元，已经是我们的一半，所以上涨得非常快。因为中国上述产业的体量太大，东南亚各国的劳动力规模根本无法承载，一旦转入就会迅速引发当地劳动力价格上升。尽管中国内地最近几年工资增长非常快，越南虽然整体水平比我们低但增速却比我们还快。”
　　“现在世界上能够承接中国这1.5 亿制造业岗位转移的地方是哪里呢？唯一的地方是非洲大陆，非洲大陆有10 亿人口，跟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规模一样大，而且绝大多数是年轻劳动力，并且工资水平非常低，也不过就是50 美元的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去后能像国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样工资二十年内不发生快速上涨，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非洲。”
　　林毅夫又从分析成本结构入手，为企业家算了一笔“微观账”：“我们内地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业在成本开支上各有差异，但在成本结构上基本一致。原材料成本大概占50%，工资成本30%，其他成本20%。这意味着，工资每上涨10%，总成本就上涨3%，你的利润就被消蚀掉一大块。非洲的工资水平相当于我们的1/10，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工资成本就从30% 降到3%了，一下省了27 个百分点。”
　　尽管非洲适龄劳动人口的巨大潜力和劳动力成本明显的比较优势对中国的产业转移构成巨大的吸引力，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世界经理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非经营最令受访企业担忧的因素由高到低依次为：政治不稳定、贸易便利性差、基础设施薄弱、缺乏东道国政策支持、政府及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劳动力素质较差。
　　面对上述问题，林毅夫说：“根据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对非洲的十多次考察，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非洲有相当多的国家社会稳定，教育水平比我国上世纪80 年代的水平高，基础设施比我国在80 年代的条件好。你可以说非洲物流成本比较高，但物流等成本在我们这边无非就是2%—3%，就算非洲是4 倍的话，也不过8%—12%，想想前述用工成本的巨大空间。如果非洲国家懂得向中国政府学习，即使交通设施很差和政府没有效率也没关系。可以设立工业园，园区内做好几通几平，并实行一站式服务，创造局部性的有利条件，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就像当年的中国一样，即使在总体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也能迅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除了作为生产地之外，林毅夫认为不应忽视非洲作为消费地和出口地的作用。2012年全球GDP 实际增长前20 名的国家中有9个是非洲国家，随着人口红利期的到来，大量具有一定购买力的人群正在形成，这是另一个拥有10 亿消费者的市场。此外，非洲国家中有7 个和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满足“原产地规则”的条件下，有20 个非洲国家享有向美国出口零关税的优惠。“所以，我认为非洲是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碧海蓝天，是当前转移的最好一站，而且，如果非洲国家的工资也普遍上涨了，全世界就很难再找到有足够多劳动力供给而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所以非洲也会是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林毅夫说。
　　授之以渔
　　在中国援建合作与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仅资金、技术、管理流向了非洲，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思路也走向了非洲。在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林毅夫正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而早在此前他就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应用发达国家发展理论时遭遇的迷茫和挫折。
　　二战后，发达国家提供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称为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依靠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现代大产业。现代产业的产品此前都是进口的，现在要发展中国家自己生产，因此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林毅夫认为，这与中国上世纪50 年代“超英赶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潮异曲同工，均是希望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很低的收入水平下，发展现代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国际机构( 如世界银行) 也积极推动这样的发展思想，并给予大规模的援助，但在取得了早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以后，普遍遭遇到经济停滞和频仍的危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许多国家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
　　由于结构主义在政策实践中的失败，到了上世纪70 年代末，理论界和政策界转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政府干预太多，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又为发展中国家送来了“第二版”发展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认为没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就没有效率，国家干预也会造成贪污腐败。但是，推行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林毅夫认为，前两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目的都是好的，均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经济，解决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成效很差，原因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点，即都以发达经济体为参照系。而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则更值得借鉴。上世纪50 至70 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而非进口替代战略，尽管被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视为错误的选择，最终却成功跃升为发达经济体。中国、越南、柬埔寨八十年代和毛里求斯七十年代开始改革时采取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那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还糟糕的模式，但却使经济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林毅夫与同事们一道“为没有贫穷的世界而工作”，他对理论的思考也随着实践的开展不断深入。2012 年从世界银行卸任时，林毅夫带回了一套总结于中国经验和东亚经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旨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相对不良的情况下，创造条件来根据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林毅夫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发展不仅缺资金和技术，更缺思路和信心。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经营环境是有很大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学习中国的经验，推动政府按照市场的原则跟企业一起合作，创造一个局部性的优越环境。这样，一方面，可以把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积累资源，在产业升级中利用后发优势，获得持续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可以积累信心，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出路。而中国对非洲的贡献，就不仅限于授之以鱼，而更多是授之以渔。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很多发展中国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直到今天经济发展还不成功，主要原因是利用的指导理论都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此，就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和‘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不少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起飞前的条件比较接近，所以，中国经验的适用性比较高。”林毅夫强调：“并非中国所有的政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适合，中国经验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也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产业的发展必须基于比较优势，现在你的整体环境不够好，可以创造局部的优良环境，来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积累资源，扩大战果。”
　　林毅夫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写道：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他不仅能坐而论，更乐于起而行，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四处奔波，在推动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作为学者，从事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则是为了改造世界。‘行是知之成’，只有能够改造世界的那种知识，才是真正认识了世界的知识。”
　　新结构经济学的问世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扬者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批评者中也有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名宿，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学者发文对其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加以评论，林毅夫也撰文回应，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制度供给与变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展开学术争鸣。
　　除了学术批评之外，来自现实世界的动态发展也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假设、主张和方法论提出挑战。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将打破原有经济发展的线性进程，使经验性的趋势外推不再可靠。各种突变因素对全球经济系统的冲击，会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变各国之间要素禀赋的分布，后发优势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也会受到质疑。
　　面对上述挑战，林毅夫表示，理论本身必须根据实践的经验不断深化。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创立的理论，在争取全球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并为之提供指导的同时，需要推进知行合一的互动循环，重新开启认识进程，不断补充完善和修正发展，接受全球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