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中，蒋硕杰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人。或许是因为蒋硕杰在1948年年底就离开了大陆，也或许是他为人低调、言辞木讷，他的名字很少见诸报端。然而，如果我们从思想史上来考察中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那么蒋硕杰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经济学角度来捍卫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人实在太少，哈耶克的得意弟子蒋硕杰的思想主张在当时就显得非常重要，应该说，蒋硕杰是民国时期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蒋硕杰就有论文发表在西方第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上，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幕后功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透过蒋硕杰的人生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在中国被采纳的曲折而艰难的历程。

求学时代的贵人相助

蒋硕杰是湖北应城人，1918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蒋作宾是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他的八姨父是民国著名的教育家竺可桢。

作为老同盟会会员，蒋作宾跟蒋介石关系密切。1931年蒋作宾访问苏联之后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驻日大使。此后，蒋硕杰就跟随父亲去了日本，后来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系。

虽然就读于经济系，蒋硕杰最初喜欢的课程却是逻辑学，他认为逻辑学可以“教你如何判断理论的正确与否，对不正确的理论也能指出错误所在，这在辩论时很有用”。

蒋硕杰的这个嗜好，对他后来的经济思想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后来去英国留学，也曾一度迷恋凯恩斯的经济学主张。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从逻辑学角度认为凯恩斯的经济主张有很大的问题。在破除了对凯恩斯的迷信之后，蒋硕杰更感兴趣的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主张。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硕杰随父亲回到中国。在父亲的支持下，蒋硕杰决定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经济学的学习。在英国求学时期，对蒋硕杰帮助最大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哈耶克。哈耶克非常赏识蒋硕杰的才华，当时蒋硕杰因为父亲1942年病逝，经济上陷入窘境，哈耶克曾为他申请奖学金，后来哈耶克还曾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蒋硕杰的许多经济学论文。

第二个帮助蒋硕杰的则是蒋介石，据武之璋《历史之因果：以蒋作宾、蒋硕杰父子为例》介绍，蒋作宾死后，蒋作宾的好朋友何成濬、吴忠信等人曾上书蒋介石，希望拨款资助蒋硕杰，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曾为此拨款五万元。

第三个给蒋硕杰鼓励的则是胡适。1945年，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曾邀请蒋硕杰去北大做经济系的教授。胡适应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邀请来英国开会时，蒋硕杰也恰好在英国。胡适曾特意约蒋硕杰见面。蒋硕杰曾回忆初次见到胡适时的印象，他说：“他人非常和气，知识渊博得很，跟他谈话，一见如故，而且觉得好像到处都可从他那里学到点东西。”

蒋硕杰受到哈耶克、蒋介石、胡适等人的赏识与帮助，他在以后的人生历程中，也用自己的所学回馈了他们三个人。哈耶克后来组织朝圣山学社，蒋硕杰即是其中的会员，之后更是将其经济思想在中国加以运用并发扬光大。

蒋硕杰运用哈耶克所教授的经济思想，为台湾的经济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蒋介石而言，用一笔奖学金换来台湾的经济转型理论，这该是蒋介石人生之中最得意的一笔投资了。而对胡适而言，他对蒋硕杰的赏识，再次证明了他发现人才的眼光，在胡适执掌中央研究院时，蒋硕杰也是最支持胡适的知识分子之一。

两次失败的谏言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硕杰学成归来。虽然已经受聘做北大的教授，然而，当时北大作为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之一，还在回迁之中。蒋硕杰遂应张公权的邀请，去东北帮助整顿经济。当时，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去接收东三省，张公权则是行辕下面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张公权与蒋硕杰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在用人上，张公权比较看重校友，当时的经济智囊团中，滕茂桐、宁嘉风、蒋硕杰等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虽然他们是校友，但经济学思想截然不同。这一时期，张公权、滕茂桐等人最迷恋的是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而蒋硕杰则坚持经济自由化。对此，蒋硕杰曾回忆说：

我那时候当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管不了政策的制订，我主张要自由化，在汇率与贸易上要尽量自由化，才能货畅其流，但是这在经济委员会里是极少数人的看法。

在后来的回忆中，蒋硕杰曾反思说：“官员越能干的越喜欢管制……他们总觉得有人管制就会好，这种想法其实不大通。”

由于蒋硕杰的经济学主张在当时不受重视，他的经济学学识在这时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这一时期，蒋硕杰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他的未婚妻马熙静。马熙静是老中国银行行长马延喜的女儿，马延喜跟张公权又是老同事，在他们的撮合下，蒋硕杰跟马熙静相识相恋。不能一展才华的蒋硕杰最终离开了东北，前往北京大学教书。在此期间，他跟马熙静结婚，证婚人是胡适。

北大教书期间，蒋硕杰曾在《新路》上发表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坚持计划经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通往奴役之路。从这个角度出发，蒋硕杰对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看法，在《经济制度之选择》中，他曾写道：

在全面的社会主义之下，生产事业尽属国营。全国的就业人员，除极少数自由职业者外，尽属政府之公务员或雇员。有野心的政府即可利用之以控制全国人事之黜陟。在集体的计划经济之下，则一切商品之生产与分配以及生产因素之配布，更无不在政府统制之下。如此庞大的权力如何能防止其不被滥用？

英儒艾克敦Lord Acton尝谓：“权力必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然则社会主义下政府之经济统制大权，能不使统制当局腐化否？这是决定经济制度时必需慎重考虑的大问题。

蒋硕杰的呼吁并没有使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警醒。不过，胡适对蒋硕杰的主张却青睐有加。1948年，在国民政府“金元券”政策失败后，胡适曾向蒋介石力荐蒋硕杰。然而，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也是计划经济的迷信者。对于蒋硕杰的建议，翁文灏自然不感兴趣。这样，蒋硕杰再次失去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而国民政府也在金融崩溃的局面下败退台湾。

1948年年底，身在北大的蒋硕杰面临留下还是离开的抉择。蒋硕杰选择了离开，对此，他曾回忆说：

当时我知道捷克斯拉夫的自由主义派领袖Masaryk总统的儿子做外交部长……后来不知怎么却被人从楼上窗户推下摔死。我想自由主义派与新政权，恐怕不太容易相处，他们讲武力，没有容纳异己的传统。

离开北平后，蒋硕杰在上海碰见了胡适，恰好当时傅斯年去台湾执掌台大，胡适把蒋硕杰推荐给了傅斯年，就这样，蒋硕杰去了台湾。

台湾经济转型的决策顾问

去台湾之后，蒋硕杰只在台大教了几个月的书，然后就在罗宾斯、哈耶克等人的帮助下去了国际货币基金会。此时，他的好朋友刘大中也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工作。

当时，迁居台湾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大陆时期的经济政策。他们以《自由中国》为舆论阵地，重新审视计划经济的利与弊。而此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自由中国》的连载则起了重要的作用。以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为首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群，成为计划经济的批判者与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胡适在这一时期也曾发表演讲，呼吁台湾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这个重大问题。

当然，仅仅光有在野的知识分子的呼吁是不够的，经济制度的转型更需要在朝执政者观念的转变。而这时，恰恰是蒋硕杰改变了后来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尹仲容的观念。

一开始，俞鸿钧任行政院院长时，主管经济的核心人物是张兹闿。张兹闿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徒，这一时期的台湾依然坚持计划经济。直到俞鸿钧下台、陈诚任行政院院长时，尹仲容才成为主管经济的核心人物。尹仲容上台后，聘请蒋硕杰为经济顾问。

其实，尹仲容一开始也是计划经济的信徒。据蒋硕杰回忆：

他（尹仲容）以前好像是抱着工业出身而从事计划经济的人的看法，有什么东西先让工程师设计好怎么做；怎么做，先画个蓝图，以后就照着图去做。但是经济总是比他想像的要复杂，须待价格机能去解决的问题很多，自己凭推想来做，往往解决不了的。

不过，当看了蒋硕杰推荐给他的英国经济学家J. E. Meade的《计划与价格机能》之后，尹仲容充分认识到了价格机能在调节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在任期间，尹仲容充分采纳了蒋硕杰与刘大中在汇率问题上的建议，同时也决定大力开展私有化，发展民营经济。

对于当时的美援，国民政府要求全部补助给民营经济，台湾开启了一股大规模的“民进国退”的经济浪潮，此后，台湾的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这也为后来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从在大陆的挫败，到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幕后功臣，蒋硕杰的人生历程，再次验证了哈耶克“用观念击败观念”的主张。与此同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蒋硕杰的人生历程也告诉我们，没有经济自由的保障与对私有产权的绝对尊重，政治上也会最终失去自由。那些为经济平等放弃经济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如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遭遇，就是绝好的例证。

2013/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