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厚社交投资

中国的城市越来越现代化和全球化，但其一半的人口是农民。

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阴魂不散。房地产泡沫、不断攀升的地方政府债及任性的影子银行活动都在威胁着中国金融市场，使政府的一系列工作如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度信贷、环境污染、腐败猖獗、不完善的税收体制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等问题难以开展。似乎每一项改革都存在潜在的、无法预知的风险。

任何应对经济急剧放缓威胁的策略都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经济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的城市越来越现代化和全球化。事实上，中国17个最具活力的城市——占总人口的11%，贡献约3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且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但另一方面，中国一半的人口是农民，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根据万事达信用卡数据显示，25%的消费是现金支付的，这意味着中国的非正式经济活动比想象中的要健康的多。

这种二元性对中国经济前景有积极的影响。沿海制造业活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的农村及内陆经济将随着国内消费水平上升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动力。换句话说，中国实际上拥有的经济基础比许多人想象中的要更大、更多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其经济增长势头很难瞬间消失。

同时，拥有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大规模（尽管在下降）经常账户盈余的中国，其经济并不十分依赖外国储蓄和投资。因此，国内地方政府债务和不良贷款的溢出效应，将直接与债务重组问题相关。旨在打击信贷扩张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可能会增加GDP增长低迷的风险，降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这将伤害到其他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的新兴经济体，而它们中的很多已经饱受美联储缩减QE政策的影响，许多资本纷纷外逃。

在这种矛盾的环境下，中国必须仔细调整其市场化改革战略，以确保不引发任何新的、意想不到的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还要与抵制实质性改革的利益集团做斗争。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国解决其经济中的另一严峻问题：双层信贷系统。鉴于国内储蓄过剩，资本账户受到严格监管，信贷规模快速增长，自2005年以来利率相对于需求来说一直很低。由于传统银行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是唯一可以获得足够信贷融资进行大规模投资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机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出口增长，私企开始转向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特别是房地产行业。这种转变，加上经常账户盈余的下降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给国内利率带来上行压力。尽管中国政府可以控制官方利率，但无法抑制非官方利率上涨，因而促使影子银行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宽松的信贷政策导致房价飞涨，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从2002年的均价每平方米2291元疯涨至10年后的5791元。目前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担忧程度已经高于对信贷扩张的担忧程度——正如当年的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如日本、香港、台湾和韩国。

鉴于中国17个活跃城市堪比香港的三分之一——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其三倍还高，其房价约为香港的约三分之一就不足为奇了。但在中国一些欠发达城市快速上涨的房价导致劳动力向外迁移，成功的将这些城市变成了典型的鬼城。

为推动利率市场化，中国必须统一正式和非正式利率，这需要同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采取措施。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必须改革小微企业，使得其生长死亡过程更自然、更市场化，比如通过创建制度化的破产程序帮助消除鬼城和失败的房地产项目，从而最小化对相关宏观经济破坏。

此外，为限制风险，过度依赖信贷也引发了新的风险产生。虽然经济结构转型需要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低通胀，但由于市场持续的高信贷需求，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扰乱整个调整过程。

事实上，货币供给增长放缓——从2009年的约25%降至今天的约14%——促使影子银行迅速扩张。截至2012年底，影子信贷占总信贷规模的24%，利率比官方利率高10 - 15%。这引起的资本成本上升伤害了实体经济。除非低效的借款人退出市场或宣布破产，否则他们将继续干扰资源分配，让更多生产企业生存艰难。

因此，使利率得到统一的关键在于改革信贷分配机制，为好的项目提供更多的资金，对不良贷款人给予约束性放贷预算。虽然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违约，损害银行贷款组合的质量，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一个更加平衡和健康的经济体重生——这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