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本位制”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所谓“新金本位制”的构想，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据说这样既可以保留目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又可以克服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持有该观点的经济学家有的来自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的左派经济学家。美国的哈罗德就列举了他的四个理由：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自身必须具有价值，而现在的信用货币体系只能导致人们对纯粹信用货币的盲目追逐；当前的黄金储备体系规模十分庞大，足以保证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获取最大的稳定性；回归金本位制度可能意味着发达国家榨取通货膨胀税和国际铸币税的权力被剥夺，新本位制度将真正体现出公正和公平；新金本位制还能有效克服经济国家主义，因为各个国家的货币实际上是用黄金来表示的，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进行贸易或金融的国家保护主义动作。 　　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指在1997年2月15日至17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当时提议并签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创办人海尔格、乌克兰国家议会议员那塔利亚等各国政界与学界的知名人士数百人，其中包括80位美国现任和前任的议员、53位独联体国家的议员、17位拉丁美洲的议员、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国际工会领导人，以及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诺贝尔获奖者、法国的阿莱也非常赞成重建类似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具体包含的内容如下： 　　1.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世界面临着生产的衰退和严重的事业问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改革政策，已经给前苏联、东欧国家、拉美国家以及非洲国家造成了许多的社会灾难。整个国际金融体系随时有崩溃的可能，由此发展下去，将会引发不堪设想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动荡。 　　2.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可能已经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所以必须紧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联合采取行动，打破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的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金融资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发达国家对国际铸币税的垄断，已经使外围国家成为牺牲晶，国际金融机构无权要求用人民的血肉来偿还他们的债务。 　　3.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于一国的人民，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人民，现在必须设法废除国际垄断金融机构强加给他们的金融枷锁”。主权国家有权推行独立的反经济萧条经济政策，对社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更为极端的主张恢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则干脆声称全球进入废止现有货币的紧急状态，并呼吁销毁货币，重构新的全球管制汇率制和全球中央银行。 　　总体说来，“新市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者认为，当前的国际格局同40年前一样，由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组成。前者拥有发行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权，并有严重赤字倾向，边缘国家在追赶核心国家的过程中，基于被低估的汇率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结果是这些边缘国家大量的储备由核心国家发行的低回报率的国际储备货币构成。 　　20世纪60年代，美国占据核心国家位置，欧洲与日本是边缘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完全融入国际体系。在目前全球化趋势下，出现了一批新的边缘国家一一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但美国仍保持其核心地位，仍具有严重的赤字倾向。但与60年代相比，现在还新增了一个参与国(集团)——欧洲。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观点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一定预见性，它意味着当前国际清算体系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由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愿意储备美元，美国就会继续实行经常项目赤字政策。这样，美国不需要平衡收支，同时亚洲国家抵制其各自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这使美元不会出现贬值。同时，中国目前仍有2亿无业农村人口需要就业，预计每年仅能解决1000～2000万人。因此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将继续持续10—20年，国际收支和汇率格局也将持续10～20年。在此过程中，人民币被继续低估，美元在下一轮赤字中继续被高估，双方各得其所。 　　上述分析有其可取之处，它不强调单一国家的国际收支和汇率，而是突出各国收支作为更大系统中独立的组成部分是如何互相吻合、形成一个整体的。 　　但是，仍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新金本位制度”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观点是对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一种误导。尽管它为我们分析当前世界现状提供了新的方法，但在对未来世界货币稳定与平衡的理解和判断具有误导性。 　　新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比较分析 　　当前，东亚国家面临的状况与20世纪60年代旧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欧洲国家颇为相似。当时欧洲多个国家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下追求集体利益，大量储备美元。同时，这些国家又需要兼顾各自利益，防止由于美元贬值带来的储备损失。这是典型的卡特尔模型中的问题。欧洲各国既可以一致行动，支持美元，防止美元贬值，以保证各国储备的价值，同时又暗自将储备中的美元换为其他储备方式，降低美元贬值后的损失。在这一点上，东亚国家也存在同样问题。 　　欧洲卡特尔在当时被称为“美元库”，即美国和欧洲七国达成协议，限制欧洲国家私自将储备中的美元换成黄金，防止由于美国黄金储备下降、金价提高，而出现美元贬值以及黄金对其他货币比率提高的现象。由于一些国家(如法国)首先独立行动，退出协议，减少所持美元储备，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该协议于1968年宣告破产。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元贬值。 　　尽管现在欧元是世界上第二大货币，但是欧元区封闭的思维方式和欧洲成员国20年前的方式如出一辙。从自身利益出发，欧元区也应该认真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目前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衡的资本流动停止，那么欧元区就将面临压力。如果亚洲中央银行停止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融资，欧元的汇率就会上升到足以摧毁欧元区经济的高位。 　　但是，欧元区忽略外面的世界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持这种观点的人首推德意志银行的特别顾问米切尔·杜雷(Michael　Dooley)。他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秩序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准固定汇率安排有些类似。现在和过去一样，美国仍然是这种准固定汇率制度的圆心，只是现在圆周由亚洲和拉美构成，而不是过去的欧洲。和五六十年代的欧洲一样，今天位于圆周上的国家都采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辅之以人为的低汇率水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放弃短期消费而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卡特尔有其共性，即在迫切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这种一致行动却得不到维持。而现在亦如此，新边缘国家不可能把集体利益置于各国利益之上，他们不能保證共同支持美元，并保持各自货币价值被低估。为了防止美元突然贬值产生的损失，这些国家会减少美元储备。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弊病 　　亚洲情况难以判定亚洲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他们是否采取集体行动很难判定。当20世纪60年代欧洲开始带动全球价格上涨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候，欧洲是联合行动的。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通过长期的经济政策协调才最终成立了经济和货币联盟。而相比之下，亚洲却不存在这样的合作。 　　目前亚洲国家的卡特尔可能正在瓦解，有几份材料表明了这种情况。几个月前《经济学和战略周报》撰文称，亚洲几个国家央行持有的美元国库券等储备正在减少，有的国家已开始把储备换为其他货币。这个现象可能意味着亚洲的卡特尔正在瓦解。渣打银行的一份资料表明：自2004年4季度开始，外国抛售美元国库券的数量显著增加，而这种抛售恰好与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同时增加了美元贬值的压力。韩国中央银行行长近来表示，韩国将有可能更积极地调整该国储备结构，把部分美元转为其他资产。这样，韩国就有可能成为首先行动的国家。值得关注的是亚洲中小国家中央银行的举动，由于这些中小国家的行为对汇率市场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们会成为卡特尔同盟中最容易“背叛”的国家。它们把美元储备换成其他货币，从而使其储备结构更加多样化。但是，一旦泰国和马来西亚将其美元储备换为欧元或其他货币，就容易导致其他国家效仿。这是卡特尔集团所不能解决的典型矛盾。 　　当今世界状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目前东亚国家正试图建立支持美元的坚固的卡特尔集团，但实际上这比20世纪60年代欧洲建立卡特尔集团的难度更大。现在的新边缘国家一一东亚国家，较之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国家，存在更大的差异性，因此寻求一致行动更为困难。而且与20世纪60年代不同，目前欧元已经成为美元之外备选的储备货币。 　　新、旧货币秩序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存在可以获取代替美元的另一种流动性货币——欧元。20世纪60年代，德国和法国除了美元之外，没有其他可替代的储备货币，而今天的亚洲国家可以。没有迹象表明，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想出售美元。如果某个亚洲的中央银行突然决定出售美元，那么其他中央银行可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问题不是现在的货币体系是否可以承受，而是这种货币体系可以持续2年、5年还是20年。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确实是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而实际的情形让我们根本无法相信会是这种情况。这一次欧洲虽然还不是故事的主角，但却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一旦开始调整世界经济的失衡局面，欧元区将再也不能只看自己的行为了。 　　美国的态度外国央行是否进一步持有美元储备并且维护卡特尔联盟取决于美国保持其货币价值的态度。我们已经感觉到的是，现在美国已放弃了假装“强势美元”的政策，使其他国家对美元的前景有了预期。 　　当前资本市场受到的管制少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外汇管制，这使得德国(与目前中国的外汇管制有所不同)可以在50～60年代保持长达20年的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没有出现今天亚洲的信用和资产泡沫。而且，自1954年到1971年，除1959年外，美国的经常账户一直是盈余。美国输入了短期的资本，却输出长期资本，这被美国的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是成熟的转型服务。当前，上述管制已经消除，中国外汇管制也明显放开。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美元价值的高估将比在20世纪60年代的难度更大。 　　亚洲政策制定者从对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基于固定汇率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有利有弊。目前中国鼓励贸易商品部门发展，是以非贸易商品(如教育、知识分子住房等)为代价的，而后者却是一个更加发达的均衡经济体向前发展所必需的。同时在固定汇率下，随着资本账户逐步放开，将有更多资本流人，其中有不少进入房地产市场。这样，其资本配置效率将低 　　于市场化汇率、利率条件下的配置效率。 　　美国汇率变动对中国的影响及政策的建议 　　新边缘国家，即亚洲国家(中国也包括在内)将在不久的将来改变支持美元的政策。这种政策选择是正确的，也是实现全球平衡的必然选择。因为美国赤字政策不具有持续性，允许美元大幅贬值是解决美国目前外部不平衡的必然要求。如果美元价值不变，同时赤字财政政策不变，在当前条件下，上述问题就无法解决。现在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到2008年将上升到8%，2010年将达到12%。届时如果美国国民和政府储蓄不足，外国将很可能不再为美国赤字提供支持。 　　中国人民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走向。如果美元保持当前水平不变，稳妥的政策更可能是使人民币小幅平稳升值。从公开的数据看，中国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会伴随一定幅度的通货膨胀，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2%～4%的水平还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不是由于中国贸易顺差，而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流资涌入。所以，如果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使汇率能够每日双向变动，那么大量流资涌人的现象就会停止。 　　当然，中国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应以温和的速度增长，汇率即使小幅上升，也以不超过5%为宜。汇率升得过快会对中国出口与投资不利，对中美两国也都没有好处。根据一些金融市场人士预测，一旦边缘国家卡特尔联盟解体，美元可能贬值30%，那时中国一定不愿意让人民币随美元一起贬值30%。美国不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国家，排名仅在第四位。如果人民币随美元贬值，中国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影响投资。因此，中国可以小幅升值人民币。美国赤字问题不可能凭借中国一国解决，主要责任在美国本身，美国不能指望其他国家帮它解决。 　　对于中国，目前急需建立一套灵活的汇率机制，使其有效地适应国内需要。现在中国资本账户管理仍存在漏洞，巨额的流资涌人已使中国感到控制广义货币和信贷增长十分困难。在当前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条件下，中国如果有效控制货币并使货币条件适应中国发展，那么美国加息会对中国更有利。 　　一些政府部门和专家认为灵活的汇率机制应在放开资本账户之后实行，这一观点存在争议。我们可以从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得出教训：灵活的汇率政策应在完全放开资本账户之前实行。现在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灵活的汇率机制尚未建立，但资本项目已经逐步放开，对此我们深感担忧。现在大量流资涌人即是例证，以后也会出现大量流资流出中国的现象。所以，中国应该尽早采取灵活的汇率机制，防止流资进出。资本高度管制下的浮动汇率制不会影响中国出口行业，印度即为一例。该国在实行浮动汇率制时仍保持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成功实现了出口导向型发展。 　　中国准备先解决资本项目开放问题，再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由于企业和银行需要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来对冲货币市场波动的风险。因此，认为无法在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管理资金流的观点应受到质疑。 　　中国可以在汇率开放的条件下继续发挥资本账户管制的作用，也可以提供对冲风险服务把汇率变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中国的汇率自由化不一定要在商业银行改革之后才进行。从目前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的汇率风险仍然很小，而且管制较严。汇率上浮的有限性并不能有效解决其矛盾。中国银行业改革举足轻重，但我们想强调不建立灵活的汇率机制会给银行业改革带来更大难度。 　　因此，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变动汇率，而是建立更灵活的汇率机制。而且中国应当在放开资本项目之前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中国仍应根据世界其他国家情况，尤其是美元的变动，保持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的控制能力。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汪莉　国际关系学院　邹炜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