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后附有逻辑图，从最后一张看起，方便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当价值与真理发生矛盾时，价值只能在真理的内涵内发挥作用。所谓真理，就是对于事物的客观反映，即客观事物是什么人脑就反映出什么，不存在歪曲、遗漏、夸大等与客观事物相违背的认识，这就是真理。所以，只有掌握真理才能实现价值追求，而只有客观认识事物才能掌握真理。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内高层就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国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推翻国民党之后，共产党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其与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仅在于政权由无产阶级领导。因此，还要依靠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直到建国初期，党内高层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因此，凝聚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阶级共识，在过渡时期具有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然而，在没有外部资本输入的条件下（尽管中共先后向美、苏表示过求援之意，但都未获首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一定要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所必然带来的尖锐矛盾在中国必然以比西方剧烈得多的形式呈现出来。

    同时，土改之后，中国恢复的是传统小农经济，农村里有木匠打个架子，铁匠打个犁铧，并不需要买个“铁犁”。而且，从民国延续而来的恶性通胀使得小农趋于风险厌恶而采取去货币化行为——既存粮惜售，又减少购买城市工业品。另外，由于恢复的是极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数以亿计的农户交易必然面临交易成本过高以致交易难以进行。

    基于上述原因，建国初期，城市支农工业品难以进入农村市场，而当时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从而导致城市工业品滞销。城市资本家为了维持经营，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一切肮脏、下流的手段：假冒伪劣、投机倒把、贿赂官员。当时，刚进城的大量共产党“泥腿子”干部都禁不住这糖衣炮弹的进攻，于是，挟革命余威的各地政府发起了以反对国家干部贪污受贿和资本家行贿、偷工减料为主的“三反五反”运动。

    但是，在没有外部资本输入的情况下，仅靠中国内部调整并不可能顺利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直到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才解决原始积累的资本来源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尽管当时中国一穷二白，武器装备与“联合国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但是，老一辈领导人为了捍卫用数千万仁人志士的生命建立起来的民族之独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

    当时的世界格局是战后美苏争霸，苏联忌惮美军实力，不想直接与美国对抗，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正合苏联领导人心意，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们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即毛泽东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铁托。

    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立即加大对华援助，156个援华项目（主要是重化工业项目）就是那个时期的成果。可以说，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是由苏联一手打造的。

    但是，光有技术、设备还不能进行工业建设，还需要懂得技术的专家、工人以及懂得管理工业和城市的管理者。当时的中国8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共产党干部更是以农民为主，而且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文盲，他们或许可以带兵打仗，也可以发动农民斗地主，但是，要搞工业化建设他们没有任何经验。

    因此，当时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技术专家、没有技术工人，也不懂得如何管理城市，总之，缺乏建设现代化的人才。因此，苏联在对华进行大量资金、技术、设备援助的同时，也一并对华派遣了大量苏联专家。这些专家不仅帮助中国解决工业技术问题，还帮中国构建起了一套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中国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几乎是照搬苏联的。而苏联体制的显著特征是日渐异化于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些，都为后来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

    言归正传，苏联参照自己的经验帮助中国建立起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其显著特征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体系，庞大而条块分割的政府体系。这种体制在资本充足的条件下对于快速实现原始积累是有效的，苏联经验是最有力的证明。

    于是乎，在苏联开始全面对华援助之后，中国开始了中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建设。这时，新民主义经济体制——依靠民族资本自我发展，缓慢地完成原始积累——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此，很快在“三大改造”中被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实质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取代。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三大改造的实质。

    先说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要建立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就需要把社会产品的生产纳入计划，而私人企业以个体利益为目的自发进行生产，与国家计划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所以要将其改造为公有制经济。

    再说农业集体化。苏联的援助项目并不是无偿的，需要中国用苏联紧缺的农产品和稀有矿产品偿还，同时，国内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需要不断追加投入。这就需要从中国农民那里提取农业剩余，也就是说，需要同农民进行交易，这里的交易是广义的交易，既包括直接征税，也包括通过工农产品交换提取剪刀差。

    但是，困难重重。

    首先，以支援战争为直接目的的工业化建立的是重化工业，而不是轻工业，而高度分散的农民并不需要这些重化工业产品。比如，当时生产的50马力的履带式坦克，稍加改造就是农用拖拉机。但是，单家独户的小农用不了也用不起这种产品，耕牛比拖拉机更适合小农户的生产。别说单家独户的小农不要这种工业品，三五户、七八户的互助组也不要，二三十户的初级社也用不了，只有规模达到二三百户的高级社才能用。

    另外，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应该知道交易成本理论，也就是说，当某个交易的交易对象多到一定程度时，这个交易将由于协调、谈判的成本（交易成本）过高以致无法进行。当时的中共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提取农业剩余就要征税、征粮，但是，干部一到农民家里农民就躲起来了，这时孩子说我爸不在家，干部也没办法，白跑一趟，或者，不告诉你真实产量，不知道真实产量怎么征粮、征税？所以，只有实行集体化才能降低提取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头乱发不好抓,编成辫子就好抓”。

    综上所述，农业集体化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提取农业剩余进行原始积累，而其对于农民积极性的消极影响只能作为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通过其他方法来缓解。   

    再说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方面，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必须提取农业剩余，所以，农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要承担原始积累的代价，不管是较高的税收还是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农民的不满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的科层制上层建筑所导致的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加剧了这种不满。因此，1957年，在党中央号召全国给党提意见的东风之下，积累已久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来，大批基层知识分子反映农民负担重、基层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以及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提“轮流坐庄”的只是极少数大知识分子，更多的基层知识分子提的是撤换本单位的领导，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领导既无建设现代化的知识，又以蛮横的官僚主义“压制”知识分子，并且通过特权为自己的亲属谋取利益）。应该看到，提取工、农业剩余进行原始积累是新中国最主要的战略，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能动摇，而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就必须一方面大量提取本就少得可怜的工农业剩余，尤其是农业剩余，农民不满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必须赋予干部集中调配资源的巨大权力，也就同时产生腐败的可能。但是，干部腐败又会激起劳动者的不满，影响劳动积极性，进而影响原始积累。前者（工业化与剩余不足）是主要矛盾，后者（工业化与干部腐败损害工业化）是次要矛盾。当基层知识分子的反映越来越强烈，甚至局部地区出现游行示威，大有否定主要战略之势的时候，中央决定发起反“右”运动，以保持总路线不动摇。我们可以理解当时中央领导人随机应变的做法，毕竟，只要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利用意识形态工具也是无可厚非的，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动员建立在歪曲事实的基础上。然而，历史总应该进步的，今人不应该再不顾事实地以左右斗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观点看这段历史，如以立场划分左右派，很多“右派”名不副实。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列强抢占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又不允许中国发展独立的工业体系，并把经济危机的代价转嫁中国。因此，民族独立是中国富强、民主、平等等所有梦想的前提。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心血甚至生命。因此，第一代领导人所经历的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决定了他们在外交中不可能以民族独立作为交易的筹码。

    另一方面，二战后的美苏以各自的势力范围为阵营展开地缘政治博弈，以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50年代末，由于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双方在内政、外交多个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而苏联希望以经济援助为筹码，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建立联合海军，以充实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并与美国争霸。然而，当时毛泽东一句“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宣告了中苏同盟的破灭。历经百年屈辱的中国不可能允许再让任何一个国家危害中国的主权独立。

    既然中国不再跟从苏联，于是，从1957年起，苏联逐步中断对华投资，其直接表现就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由1958年的80.4%下降到1959年的24.4%,经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二五计划胎死腹中。任何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国家如果遭遇投资中断都会出现整体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投资中断——追加投入不足——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社会动荡乃至崩溃。

    在中央政府因资本不足无力继续主导原始积累的情况下，1958年初，中央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即由地方政府参与原来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工业化建设。于是，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由1957年的29%陡然飙升到55.7%。同时，中央将大量原本由自己控制的财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至此，以动员地方财政收入维持工业化建设为实质的“大跃进”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工业化建设的经验，加上地方官员借中央号召的东风争相捞取政绩，于是，借鉴战争年代形成的经验，各地蜂拥开展游击战争式的大炼钢铁运动，炼出大量废铁，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事实上，与资本充足、技术先进的情况相比，由毫无经验的农民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必然是高成本、高浪费的，只有以巨大的投入弥补效率的低下（并非有意贬损劳动人民，技术决定劳动生产率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从农业生产中调动大量劳动力、农产品以加快工业建设，造成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农业产量下降，而农产品需求由于工业建设的扩大和工业人口的增加而激增，加上一平二调、瞎指挥等做法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于是，出现全国性的粮食不足，继之而来的就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

    最后，由于建设规模增长过于迅速，1960年全国财政赤字达12%，加上农业减产引起农产品紧缺，于是，财政再也无力支撑庞大的工业建设，大量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更严重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失业。1960年到1962年，城市就业人数减少8000多万！任何国家如果发生如此规模的失业，后果都是无法想象的！

    大跃进期间大量从农村新招的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城市新增就业人口也无法就业。于是有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城市过剩劳动力以插队形式（农村新招工人——四倍于城市工人——则回到原户）进入集体化的农村进行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纵然生活水平远不如城市，但总不至于饿死，并且中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青年人高度分散降低了闹事的概率，总体维持了社会稳定。

    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控制饥荒，中国实行了一次“逆集体化”的改革：缩小农业生产核算单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消除一平二调；允许农民有自留地、拾边地、庭院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清查大跃进中瞎指挥、浑水摸鱼的不良干部。这些措施，减少了对农业剩余的提取，极大地恢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于是，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财政形势开始好转。是为新中国发生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应对措施。

    客观地看，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资源稀缺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并保持主权独立，只能依靠内部进行原始积累，而以上惨痛事实都可以看做追求现代化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又主要由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承担。只有实现了集体化的农村才能吸纳如此庞大的城市失业人口，试想，如果农村还是单家独户的农户，谁会平白无故接纳一个陌生人进家门。事实上，中国农村劳动力一直过剩，城市青年插队务农维持生计相当于中国特色的失业保险。谁都知道农村生活水平不如城市，因此，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公平的社会形势，要将数千万城市青年送到农村根本不可能。所以，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宣传成功地、深刻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充当了物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的动员手段（今天人们已不再认同这种手段。我们认同人的觉悟水平应该提高，但也不能不看到短期内群众觉悟水平的普遍、大幅提高十分困难，因此，在长期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一旦物质激励手段具备，短期内会取代精神激励，有奶就是娘恐怕是多数人的选择，邓小平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这是我们今人看这段历史所要留意的——意识形态领域纷繁芜杂的种种争论可能并不是事实的本质，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达到动员群众才是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