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后有逻辑图，便于理解）   

      本文思路主要参考程漱兰著《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部分系段落直接引用。

      一八四零年以来的百年屈辱使每一个哪怕只有基本的国家、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无论持何种立场、主义——都形成一个共识：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必须首先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在工业时代，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没有主权，更谈不上国家富强、人民解放。因此，在审视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时，必须牢牢把握实现工业化这一历史发展主线（其他辅线由这一主线衍生），离开这条主线就无法理解这段历史。同样，要理解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跳出农业谈农业，必须结合工业化这条主线加以理解。

      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完成原始积累。所谓原始积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内涵已经由政治经济学给出经典阐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的历史阶段中，通过暴力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由此使货币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原始积累在西方表现为圈地运动、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等等通过暴力手段聚敛财富形成启动工业化的原始资金的过程。

如果我们摆脱各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从物质生产层面对原始积累加以抽象，那么，就可以看到所谓原始积累的本质：不论是圈地运动还是奴隶劳动，不论是财政集中还是信用集中，其本质，都是剥夺已有的生产方式，将已有生产方式的剩余集中用于现代产业。

      因此，可以给出一个更一般的原始积累的定义：资本原始积累，特指一个社会现代化起步时，新兴的现代产业利用国家暴力对于传统产业剩余的强制无偿剥夺，从而形成启动现代经济的初始资本，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为帮助大家理解，可以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如果一个人要创业，他总得需要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作为前期投入，用来支付房租、购买设备、广告宣传等等，没有这笔资金，创业就无从谈起。至于这笔资金如何获取，则只是方法问题，由具体条件决定。

      总之，要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如何完成原始积累，则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真正开始追求工业化开始于被西方强迫打开国门的鸦片战争之后，世界版图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不可能再给中国任何可以提供原始积累的殖民地，恰恰相反，中国正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而被残酷掠夺，社会财富大量外流，只要不实现独立，甚至连进行内向原始积累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要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甚至没有基本的税收主权，例如，《辛丑条约》第六款规定，中国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分（4%），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财政税收大量外流，遑论原始积累！

      因此，中国要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独立，废除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与西方列强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自然不敢也不能真正废除这些不平等特权，也就谈不上国家、民族的独立。于是，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到代表农民、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历史正是如此，通过战争（而不是交易）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旋即宣布不承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杜绝了外国对中国的掠夺，确保了对本国剩余的索取权。

      因此，只有真正取得政治、经济独立的新中国，才有可能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与西方列强不同，作为弱国的中国，既不可能开辟新的殖民地，囿于意识形态之争，也不可能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援，甚至连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在朝鲜战争之前，也因一直担心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而不愿意提供充足的支援。于是，中国要实现原始积累，只能立足本国，从当时的主要产业——农业提取剩余，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工业对农业的剥夺，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即便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真正将中国视为盟友，开始对中国提供大规模支援，对农业的剥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提供的贷款和货物主要用农产品和矿产品偿还，工业的扩张和工业人口的增加也要求提供充足的农产品。

      总之，中国要完成原始积累就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剥夺农业，提取农业剩余。

      于是，如何有效提取农业剩余并用于工业化原始积累就成了现实问题。这里先后涉及到为什么要进行土地革命、农业集体化。

      首先，为什么要进行土地革命？

      在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只占有耕地的20%~30%，不到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土地的70%~80%。即便按照保守数据，地主、富农只占有50%多一点的土地，也不能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这一结论。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农业效率低下，发展缓慢，并且，即便有限的农业剩余也不能有效地用于工业建设。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农民被迫将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农民没有增加投入的激励和能力，导致农业发展停滞，遑论促进工业发展。同样，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带来土地集中经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旧中国，尽管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但是，他们并不集中经营这些土地，而是将土地分散出租给小农， 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和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并行不悖。为什么地主不集中经营土地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呢？首先要明确，地主如果集中经营土地，要么通过将全部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去大规模雇工经营，要么自己雇工经营。而这两种方式都不如将土地出租给小农获得的收益高。按照薛暮桥的说法，“雇工的工资虽然很低，但肚子总非吃饱不可；佃农却能忍饥挨饿地来耕种租地，把节省下来的一切去缴纳高额佃租。因此生产虽然衰落，地主们的收入却十分丰厚”。更重要的是，地主也没有将农业剩余用于工业建设的动力。因为，地主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以得到50%以上的农业收益率，任何工业投资都没有这样高的收益率。此外，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带来土地集中经营和规模效益，农业发展因此受阻。

      总之，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导致土地分散经营，农业发展缓慢，即便存在有限的农业剩余，也不会用于工业建设。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此外，要实现民族独立，进行革命战争，就必须动员中国社会的主体——农民，要动员农民参加战争，就必须实现千百年来农民最大的梦想——耕者有其田，就必须进行土地革命。

      综上所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低效和不公，使其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要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首先要完成土地革命。

      正如农民运动在当时被诬为“痞子运动”一样，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扬言要为地主“平反”。从地主立场看，土地革命霸占了他们的良田、浮财和小媳妇，当然就是“痞子运动”，当然“糟得很”。但是，如果从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更高角度看，土地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