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没有故事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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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4-05-01

　　　书摘：没有故事的增长

　如果中国最优秀的公司的故事都只是一个低成本的故事，其他公司的故事可想而知了。

　　《经济学人》是一本值得尊重的杂志，其中的文章一般都能抓住关键问题，有比较扎实的调查作为基础，观点也比较公允。基调是悲观的文章，一般都会使用一些“只有……才……”的句式；基调是乐观的文章，则使用“只要……就……”的句式，同样尽量留出充分的讨论余地。再加上俏皮的语言风格、传神的卡通配图和舒朗的版式设计，《经济学人》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杂志。2010年，《经济学人》以封面报道的形式推出的《新管理大师》（The New Masters of Management）专刊，讲新兴市场的创新，我展卷细细读来，注意到一些让人深思的小细节。

　　讲新兴市场，自然离不开中国。然而，专刊中提到的中国公司只有华为、中兴、联想和海尔等几家老生常谈的公司。即使关于这些公司，也鲜有新材料、新事例。关于海尔，文中列出的事例居然还是那个老掉牙的、让业内人哭笑不得的所谓“洗红薯”的洗衣机。另外一个细节是，文中在说明“拉式生产”的“创新”时，提到了重庆的力帆集团——这家曾经以出产“Hongda”（注意，不是“Honda”）牌摩托车而出名的中国公司，但却把“Chongqing”错印成“Chingquing”。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本杂志上发现这么大的错误。

　　中国公司不引人注目，连名字都印错了，更不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中国的管理经验。文中列出了一些宣传新兴市场管理经验的“大师”——清一色的印度人，在西方商学院执教的印度裔学者。对于印度裔学者在西方的巨大影响力，我们这些做学问的，已经慢慢有些麻木了。最新的消息是继哈佛商学院选择印度裔学者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作为新任院长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也将选择一位印度裔学者迪帕克·詹恩（Dipak Jain，曾任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作为新任院长。这种情况，与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对同质性，印度人在外形、语言、历史、政治等方面与西方的靠近是分不开的。但作为一个近4倍于印度经济总量的国家，中国企业和中国管理在这本专刊上的表现却如此不成比例，也确实有点让人难于接受。

　　最好的可能性是强调他们不了解中国。方块字难学，介于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变革、排外与开放之间的中国体制、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更是难于准确进行总体把握，更谈不上预测与干预。中国之谜（Mystery of China）、中国盒子（Chinese box）、竹幕（the bamboo curtain）之类的说法，也说明这是世界上智力最强大的学者也勉为其难的一个研究对象。再加上上个世纪中西之间30年的断裂，整整一代人丧失了了解对方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国留学的学者，专业大多集中在工具性学科，加上经济压力，很难有阅读考试范围之外的各种书的心情和条件，能够从人文和社会学科的角度，采用国际研究惯例对中国进行有一定深度和厚度的总体把握的学者，如果有，也绝对是凤毛麟角。

　　更让我惶恐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手的、与别人分享的硬通货。宏观层面先不说，回到企业层面，上次我给西方人讲华为的案例，讲到华为与西方电信公司里里外外合计1／12的人力成本优势的时候，我突然有点自我怀疑，什么战略，什么管理，也许华为的成功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低成本竞争的故事？12倍啊，什么企业文化、什么流程管理能够比得上12倍的人力成本优势？如果中国最优秀的公司的故事都只是一个低成本的故事，其他公司的故事可想而知了。西方从日本的崛起过程发现了精益生产、即时制管理、丰田生产方式等（这种发现由西方人主导本身就是西方强大的学习能力的一个体现），现在他们抱着类似的期待，要到中国人找到一个新的管理模式，我估计，他们失望的概率非常大。

　　就我关心的领域，也许中国至少有一个维度还是有一些独特的理论价值的：大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尤其是“文革”中矫枉过正式的对私人关系的批判，使得中国人对普遍主义的、非个人的、抽象的原则的接受程度大大的提高了。这种接受，体现在公司内部，是更大程度上对规则的主动遵从；体现在市场上，是法治在中国社会的正当性的逐步确立。西方研究中国商业的人津津乐道的“关系”，在中文里成为一个有负面意义的词，就是这种规则与法治意识建立的一个映证。虽然道路还很漫长，关系还在以“人脉”、“会做人”等形式继续存在，但至少是我们已经开始走在这条道路上了。胡适习惯说“功不唐捐”，强调一点一滴的建设和努力的重要性，其实仔细思考，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苦难也能化为财富。也就是说，即使不是正面的“功”，我们也同样可以尽量不让它们白费。这虽然不是什么值得大力推荐、让人模仿的发展道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但至少算是中国的独特的发展过程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吧。

　　至于图书、咨询、培训市场上喧嚣的各种“中国式管理”、“中国式领导”之类的概念，我倾向于持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如果还陷在以“亲亲”为核心的特殊主义文化的泥潭中，大谈什么“中国式××”，实是一种夏虫不可语冰式的妄谈，不值一驳。在哲学层面、修身层面，新儒家如果能成为一代企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倒是有可能成为中国管理者的一种独特性，但其实现的难度，看起来好像不小。一个理论体系要想成为信仰体系，离不开与创始人有直接接触的学生辈的强大影响力（比如基督教的确立，耶稣的十二门徒是最大的功臣）。孔子弟子号称三千，贤者七十二，可惜终于没能抵挡得住秦国－秦朝主导的法家文化的铁蹄，孔子的思想成为他们掩盖统治劣迹的遮羞布和迷魂汤，作为创始人，孔子之哀，莫大于此。千载之下，他若知道别人以他的名义还在继续做的那些勾当，更不知该做何想了。

　　（www.earm.cn/田成杰2014-5-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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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企业江湖》，肖知兴/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本文发表于 2010年6月25日《经济观察报》，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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