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文化部的“学习班”

　　在1976年10月起伏跌宕的日子里，审査人和被审査者的角色屡屡置换，进出学习班时的身份屡屡变化，今天你审査别人，明天你却被人看守、被迫交代问题。每个人都要经历悲喜交织、欲哭无泪的境地，充满了极端的、无法置信的政治悲喜剧色彩。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文化部展开了新的一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谣言的行动。7月初，文化部来了两位审查组成员，到林县要找郭小川谈话。郭小川慌忙表示：“我不能见他们，就说我病了。”他以头晕、身体不舒适为由，住进了县医院二楼病房。郭岭梅出面接待北京来人：“我爸又病了，住了医院。”医生也配合挡驾，两位审査组人员只好在招待所里等候。

　　眼看躲避不掉，郭小川对女儿说，见这两个人之前，吃安眠药，要弄得昏昏沉沉。

　　王秀山是当年去林县调査的两位人员之一，笔者通过电话询问了当时谈话的情景：

　　文革中乱糟糟的，合并成一个中国歌舞团。那年去林县由离XX负资，我陪同，我们代表中国歉舞团去林县，主要想通过郭小川了解王昆的情况。跟郭小川见了面，他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谈出什么，知道的就说，没谈郭本人什么事。他在惰绪上没什么，有时还笑嚷嘻的。

　　那个时候，谁不紧张呢？

　　　　　　　　（ 1999年11月3日口述）

　　据说，给胡乔木谈文艺问题的那封信草稿在王昆家中的抽屉里查获，因此追究王昆的审查组欲从郭小川的口中得到情况。郭小川认为王昆是战友，应该护着她。他对徐寒梅说：“有人想通过我整王昆，这个事我不干，我真的没说她任何坏话。”

　　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部追查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朝阳门二〇三号大院建立了专门的学习班，集中了文联三百多位干部，整整学习了五十多天。以“追谣、査谣、清査反革命”的名义，给学习班成员施加压力。打倒“四人帮”后，分管运动的常务副部长张维民交代说：“于会泳曾不断催促，‘首长等着要材料’，‘要赶快搞，赶快送’，‘舂桥同志要原始材料’……”

　　9月14日以后，陆续给于会泳等上报了《简报增刊》、《关于郭小川问题的材料》、《关于目前正在追査的几个问题》等三份有关郭小川问题的材料。从这些文字中，还可看到当时气氛的凌厉程度，看到政治运动这张无所不在的大网搜括的范围，看到毛泽东去世后高层权力斗争短兵相接的白热化局面。郭小川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依然被政治运动的探照灯照射得苍白，又一次向着他熟悉的斗争深渊滑下去：

　　〇据XX反映，XX曾说：郭小川来信了。他回京后，已见到纪登奎、王震同志。

　　〇去年11月，XXX听XX说过：郭的结论一做，回京后不久，王霣、纪登奎同志都接见了他。

　　〇10月底，郭给X来信称：已将信递上去了，并见到了两位副总理（也有人讲三位，其中有纪登奎、王震同志，另一不详）。

　　〇据XXX掲发，13日晚十时，送郭进国务院北门后，向东行不远，停下车进入室内，谈话至凌展二时许，一位穿中山服的人送郭出来，那人乘“吉姆”或“红旗”牌车走了。

　　（摘自文化部清查办公室《关于“四人帮”迫害郭小川同志和炮打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报告》）

　　从后来披露的文化部党的核心组会议记录来看，1976年9月18日，于会泳在会上指示要把学习班的追査材料整理上报张春桥。9月30曰，于会泳直接表示：“搞郭不是目的……郭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张维民补充道：“郭只不过是个上窜下跳的人物……把郭调到组织部，在批邓时放到河南，有髙人指点。放到哪，追到哪！组织部也可以追！”

　　10月5日，核心组再次开会，布置怎么追查，突出强调要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齐全后直送张春桥，请中央有关部委协助，把郭的问题挖开。

　　10月6日突然召开学习班全体大会，宣布对与郭小川过往较密切的钟灵实行隔离审查。主持人在会上厉声说道：“有人提出议论某某人（指王震同志）行不行，我们说，以毛主席革命路线衡量，只要不符合的，就要敢于揭。重点是党内走资派。对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就在这天夜晚，“四人帮”被宣布隔离。然而学习班的清查惯性一直到10月11日才刹住，郭小川由此逃过行将到来的一劫。

　　钟灵清楚地记得，10月6日上午八点半被抓到学习班，罪名之一是与郭小川商量写万言书，暗地搞阴谋，搞黑线复辟。由八个人轮流看管，直到10月14日才放出来。

　　当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笔者谈到了当时文化部办追查学习班的内幕及追査主事人的背景：

　　当年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当作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我对查郭小川没有什么印象，不属于我负贵的范围。

　　张维民在吉林做过多年县委书记，“文革”时是东北局干部，搞过宋任穷的专案，后来担任管农业的省革委会剐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办公厅、简报组，管理整个部内运动，学习班一类归他负责。他属于很左一类，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0月6日以后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就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

　　很快，半年以后，别人还是不相信他，也让他交代是怎么来北京的？在运动中螯了什么人？把他赶回东北。

　　　　　　　　（1999年11月3日口述）

　　饶有意味的是，在这变幻莫测的动荡岁月，在1976年10月起伏跌宕的日子里，审査人和被审査者的角色屡屡置换，进出学习班时的身份屡屡变化，今天你审査别人，明天你却被人看守、被迫交代问题。每个人都要经历悲喜交织、欲哭无泪的境地，充满了极端的、无法置信的政治悲喜剧色彩。

　　恐怖的学习班彻底结束了，远在林县的郭小川也终于松了口气。他逃脱了运动的追索，却没有逃脱生死的劫难。

　　（www.earm.cn/田成杰2014-5-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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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修订版）》，陈徒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本文摘自《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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