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林毅夫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
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
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Maddison，2006）。中国
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
分子一直在探讨，怎么样让中华民族能够重新复兴起来。

要探讨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下来的原
因。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国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
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这种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的说法影响深远，上世纪80年代中，一部在国内名噪一
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中，作者把中国的文明称为黄色的文明，把西方的文明称
为蓝色的文明。他们认为黄色的文明是内向的，是保守的，而蓝色的文明是外向的、
是开放的、是积极的，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从黄色文明变成西方的蓝色文明。但是，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对儒家文化又有了新的评价。到
了80年代，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是世界上唯一从落后赶上或大量缩小与西方发达国
家差距的经济体，许多研究者认为儒家文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赶上西方国家的决
定性原因。

到底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何谓
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
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
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和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
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
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
个自恰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
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共享。这样一个上层建
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生产
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
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
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
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
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
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
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
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恰的实体。但是，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就会
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尤其
是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社会的
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
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
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最落后的，也正是从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器物的发明创新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中国
经济基础的提升相形滞后造成的。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
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
识分子发动了一场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必须
技术不断的创新（Kuznets 1966）。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
一样的。对于西方已经处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
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
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
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根据日本、
亚洲四小龙与改革前后的中国的经验，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
取得快速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最好的途径。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
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
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
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
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8%的成绩，
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Lin 2008)。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
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的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
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
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 (Kwan 2002)。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
年开始到1987年，用了27年的时间，人均GDP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乐观到认为，从
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中国的人均GDP
从2000年时美国的2.5％4，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得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
均GDP可能达到美国的20％。美国长期以来人均GDP的增长率年均为2%，中国的人均
GDP要在30年里从美国的2.5%变为美国的20%，每年人均GDP的增长率必须比美国高出
4 2000 年时中国的人均GDP 为870 美元，当年美国的人均GDP 为34，000 美元。

7.2%，在加上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为0.6%，那么，中国在2000到2030年间平均每
年的GDP增长率正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率相同为每年9.8%。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多少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是
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约为
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是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候人均收入
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
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二倍,中国将会再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
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就要靠改革开放来
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
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需要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Lin
2004）。

其次，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
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
上层建筑、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
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以和新的生产
力水平相适应，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基础之上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恰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多数学者的看法比较悲观。大多数学者把中
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
代表者孔子是顽固的、保守的、落后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
他不创新。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上》)，
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会有不同的表
现形式，其主张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
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
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
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

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
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
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
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
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
大了中国的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
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是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
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
化并没有停止在那里。时至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
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
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格物致
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
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
的要求。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
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
而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
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所以，我相信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上层建筑
是有活力的，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创新中会保留有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也会根
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变革，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基础上，吸收外
来文化的精华，实现上层建筑的创新，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具有中国文化
精神特质，又能适应高的生产力水平需要的自洽实体。

总之，文化是应该分成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的：一方面是经济基础，另一方
面是上层建筑。当一个文化体跟另外一个文化体碰撞的时候，就会有先进的和落后
的差别。先进与落后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基础。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我们能
够继续改革开放，维持政治稳定，能够吸收、消化西方先进的技术，那么，理论和
实践都证明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的提高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只要中国的经济基础提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也有能力吸收外来的
文明的精华，并同时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创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我们很
有可能迎来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如果这个预期可以实现，中国的文化将会成为世
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中国将会是第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

Reference:
Kuznets, Simon.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wan, C.H. “Overcoming Japan’s China Syndrome,” paper presented a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rganized by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 Industry of Japan at Tokyo on April
22-3, 2002.
Lin, Justin Yifu (2004) “Is China’s Growth Real and Sustainable?” Asian Perspective Vol.
28, No. 3 (October): 5-29
Lin, Justin Yifu (200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Idea,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6.
费孝通等译《文化论》,商务印书馆，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