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我们要理解这个市场，首先要理解企业，市场不仅是一个价格，市场是建立在企业的基础上。我过去几年做的工作，前两个关于垄断的问题和非对称信息统一起来。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越大分工越细，经济发展越快，技术发展越快。市场越大以后互相都不认识了，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都不认识。过去我在农村时吃豆腐，看着卖豆腐的老大爷进行磨豆腐的整个过程，看见了我很放心。但我们的信任不可能建立这种直接的关系基础上。用矿泉水的例子就能把它和全世界所有产业的人连接起来，比如生产这个塑料瓶要有机器，生产机器需要有钢材，生产钢材需要有煤炭，所以每个产品基本都是无数人生产的结果。我们那些不认识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们怎么信任他们。我想到，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分成不同的组，每个组之间有一个集体惩罚，组内有一个连带责任。好比我们上海交大，我们就是一个名字，所有上海交大人，凡是叫上海交大相互之间都是存在连带责任的，比如上海交大培养出一个总书记，我们百年校庆的时候就会很热闹和自豪。一个人干的好我们都沾光。同样，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有问题的人，我们也都遭殃，比如培养出了一个大贪犯，自己也不好意思了。这就是连带责任。虽然现在也有连带的影响，但是激励机制很弱，我们怎样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呢？时间关系我不细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叫老板？老板是拿钱的，所谓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这就是老板。老板要为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你开一个餐馆，炊事员洗菜没有洗干净导致顾客食物中毒，谁承担责任？老板承担责任。所以每个人以后想当老板的人记住我这句话，老板就是替别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如果你开着宝马车，在高速路出事故了，你受伤住院。因为车的轴断了，那这是车的钢材不合格导致的，但谁应该承担责任？不是钢材企业吧，你不需要找钢材企业，只需要找宝马公司。宝马公司要对所有的上游环节承担连带责任，而它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它就是一个好的品牌企业。我们的信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买沃尔玛的东西，背后是几千几万个企业、几亿的工作人员生产出来的，我们不需要认识这么多人，只要记住沃尔玛就行。古代送一封信靠马，一个地方动乱以后，皇帝过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的，皇帝怎么管得了这么多人，靠的是“连坐”。我们管企业的人，几百人就焦头烂额，所以你不得不佩服皇帝的本事。但现代的连带责任与古代是本质区别的，现在基于合同，自愿加入，比如我自愿加入上海交大，没有人强制你，你和上海交大人形成有一个连带责任。由于这样，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亚当斯密在那个时代没有大企业，唯一的大企业是ZF特许，影响了他对于大企业的判断，他认为大企业是值得信任的。我们怎么解释前面的垄断问题，过去的反垄断企业单位只是一个生产单位，没有把企业看作社会信任的机制。今天的反垄断是反大企业，你大了我就反。我们再补充一句，大量的反垄断案例是什么人干出来的？都是竞争对手干的，竞争不过别人就去ZF告。然后ZF获又有这权利，所有企业谁大就打垮谁。在1969年美国司法部门起诉IBM垄断，这个案子拖了13年，花了几百万美元的财政资金，最后里根上台改变了方向，把这个案子撤了，但钱还是花了。大家想想IBM垄断了计算机行业吗？没有。我们中国照猫画虎，学西方的反垄断，也学出了很多腐败问题。
科斯错了。他认为企业不是市场的运行方式，而是替代选择。我认为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者，而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打个比方，说市场是汪洋大海，而企业是大海里面的岛屿。这个比喻其实错了：大海没有了岛屿仍是大海，但市场没有了企业就不是市场。最近中国出了这么多的事，有上海的染色馒头，河南的瘦肉精，还有河北的三聚氰氨，这都是市场现象。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一个问题，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少钱，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是不能赚那些钱的。一个牛奶公司，没有能力监管那些奶农就要出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原来有一个学生，他也在陕西做一个牛奶公司，他的牛奶没出问题。我问为什么他们没出问题呢？他说就担心农民往奶里面搀东西，所以不让他们自己挤奶，而是买了挤奶机，每天下午三点这个牛拉到我这里挤，挤完了再拉回去，这保证了质量的问题。如果农民买的饲料里面有三聚氰氨怎么办？要么自己办个饲料厂好了。所以你的承担责任的能力决定你企业的规模，没有这个能力就做不大，做大了也要出问题。
中国的情况很多更复杂，很多的企业短视行为是和ZF政策有关的。我举煤炭行业为例，如果煤炭行业公开竞标，大规模开采，可以长期，比方我买了开采权一百年或者五百年。他花几十亿买一个煤矿，可以开几百年，他就会想着怎么样才能最大化这个煤矿的价值，他最害怕的就是出安全事故。这样他就会买安全设备。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和ZF搞好关系，拿到一块地，开采的时候知道ZF随时可以不让他开采，所以为什么考虑未来呢，我只考虑现在，我不买安全设备，赶紧开采，所以事故频频。表面看是市场问题，其实本质上是ZF对于经济的过多干预导致的。每一个行业几乎都面临这样的状况。
当然ZF也有为难的地方。市场机制建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一个企业如果不考虑未来就不会重视自己的声誉。再举个关于农村产权制的例子：村里面的树长不好，没有人关心它，过几年我们研究说分配给个人，个人应该会非常爱护，让它长大。但头一天晚上刚宣布分给个人后，第二天个人就把小树也都砍了卖了。为什么这些农民要把分给自己的小树都急于砍了呢？是因为他预计不砍的话过几天说不定就不是他的了。
我们也急功近利，碰到市场的一点问题要么就马上全力铺上去，ZF收拾他，这样的话这个机制永远建立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很多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中国在建立市场机制，我们这时候有一个替代的选择，如果不相信中国的牛奶可以买外国的牛奶，完全不相信牛奶可以喝稀饭，三聚氰氨事件出来以后，豆浆的产量大大上升。有外部性的企业，因为它本身在国际市场有长远的考虑，它就会重视自己的声誉。企业不重视这些就会彻底玩完。
这里面我想到了一点，不要把市场出现的所有问题归结于人的心肠坏和没有道德血液，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道德，我们无耻，明明知道有害还要骗人；还有一个是我们无知，我们人类的知识非常有限，我们使用敌敌畏之类的东西，是想着可以帮助杀死害虫，但没想到它也有副作用，因此现在很多问题也是因为我们无知造成的。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存在，不要简单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无耻。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需要研究一些机制来减少无耻的行为，另外就是不断的学，减少我们的无知，这样我们的市场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理论，如果ZF主管部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趁着稳定的制度环境，让企业有积极性建立好的声誉，不欺骗人，政策就不需要那么忙活了。我们市场卖那么多东西，ZF能够监管过来吗，他没有办法监管，需要靠企业的自律，企业的自律都制约着他的利益。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和需要研究。
下面我再讲凯恩斯经济。凯恩斯经济导致了ZF对经济的全面干预，颠覆了经济学一些基本常识。比如它认为，如果市场达不到均衡，出现了不充分就业，就需要由ZF干预解决问题。我自己觉得凯恩斯不是因为理论正确才影响大，而是因为满足了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出了问题大家着急，比如你现在得病了，找大夫，一个大夫说这个病是什么导致的，但是你只能等着，慢慢就好了，这样你很疼痛；另外一个大夫给你开药，马上给你止住了，但却有负作用。这时你听哪个大夫的，一般会选择第二个，但二个大夫给你吃药了，以后的问题可能会更大。凯恩斯主义满足了ZF的需求，ZF不能无所作为，老百姓对ZF有期待，无为而治肯定不是ZF的选择，ZF一定要做事。
我们知道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有时候违反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我们现在的说的三架马车理论，GDP等于消费+投资+净出口。我们为什么要GDP，为了消费。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是定一个GDP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想着怎么去刺激消费，包括家电下乡，给你补贴等等，这些都本末倒置了。我们现在活着是为了GDP活着，而本来GDP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为什么要投资，投资是为了效率，为了技术进步。一个投资是不是值得进行，要看它是不是能增加生产力。但是我们现在的投资不是为了技术进步，也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提高这种需求，有没有效率反倒无所谓。还有就业问题，如果仅仅为了就业而就业是没有意义了。另外就是我们的进出口，只有出口超过进口的那个国家对GDP的贡献是正的，进口超过出口的国家，贡献就是负的，而没有考虑到总体数量的大小。这样的问题很多，现在我们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费，增加投资，本来经济发展是微观论，而现在变成了宏观论。我们怎么去开发国外市场，怎么发展技术经济，这是柳传志这些企业家的事。2009年鼓励大家花钱，每个地方ZF愿意投资就投资多少，现在麻烦了，通货膨胀。于是又不断的提高准备金率；2009年上半年房价本来要下跌，ZF又担心，然后出台政策鼓励买二套房，三套房，价格马上又上去了。这一整套的政策都和这些理论基础有关，我们的经济学家本身是有责任的。凯恩斯主义对于经济学家是有很大的贡献，在凯恩斯之前ZF是不雇佣经济学家的，而现在增加了经济学家的就业机会，好多都在ZF做事了，这是凯恩斯的功劳。
下面跟大家讲为什么新古典理论是如此的坚强。过去100年，主流经济学的所有创新都没能够逃脱新古典完全竞争的框架，包括增长理论，无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我们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的努力，刚讲的增长问题都是想办法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长远的动力就是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哪来的不知道，外部给的。第二，技术真的是那样进步吗？仔细看看不像。比如像内生增长理论，没有设计生产力怎么出来的，有人力资源投入、人力资本和知识储量，这是一个区间理论。我们问问一个企业家，他的成果怎么做到的，但问到的是和这个过程不一样的，不是投入人力就出成果的。我们看看日本在全世界的研发费用，在发达国家占的比例最高，达到3%。但不是投入就有成果。企业家才是真正创新的推动力。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过去的经济学是研究均衡的，没有办法解决经济周期，所以出现了宏观经济学。一个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我前面讲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很多人都是反思它的经济基础，我们看到有人想辩解它，不断的修补它。像芝加哥学派，他们很多理念我是赞成的，但也有些不少说法是在强词夺理。比如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理论是不是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理论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限制假设的理论越是好的理论。理论肯定需要假设。但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不相关的话，即使预测正确也不一定是好的理论。
举个例子，比如你发明一种理论，预测明晚天也会是蓝的。然后有一个超人，他晚上拿着刷子在刷，刷的颜色就是蓝色。这个理论预测很正确，但它不是一个好的理论。一个好的理论不仅要有预测能力，还要解决这个人是怎么刷的，你看见他刷了没有，天那么大，他一晚上能够刷的过来吗，他白天住哪。要问这些问题。均衡究竟怎么达到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理论，所有达到均衡的方式都给排除掉了。芝加哥学派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他始终保持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比如微观先生斯蒂格勒，他对于反垄断的看法前后完全不一样。60年代之前他坚决支持《反垄断法》，因为他认为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有效的。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为什么改变看法？我刚才引到了那本书，没有理论解决这些问题，最后提出一个办法，ZF的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
我上次在北大讲这些东西，陈志武教授在微博里发了一些不同意我观点的说法。声明一下，我本人一直主张学经济的同学一定要学好数学，数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和未来都会非常重要。你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不掌握几套数学工具那是不可能的。但要像我们周林院长这样好的数学功底我们也很难达到。但基本的东西是要掌握的。数学是经济学分析的工具。但也要掌握好分寸，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我们就可能变成经济学数据的奴隶。有时候数学没法儿处理我们就假定它不存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经济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在前进。比如有一个人在路灯下寻找东西，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找手表。那手表掉哪了？他说也记不清了。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找？他说这里有灯啊。我们过去确实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们要想到手表在哪里。不能因为这里有灯而不管手表丢哪了就在灯下找手表。我们很多的理论没有进入主流，被边缘化了。
企业家要面对不确定性，企业家的信心要不断的修正。由于学术失轨，使得我们经济最重要的东西没了，本来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发展变化，是技术进步，是企业家精神。但我们所有的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这些应该教授的东西里面却都没有。
未来怎么办，这几年我看了很多文献，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我的知识当中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于市场的理解是最透彻的，市场究竟怎么运作？在他们看来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均衡。市场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现不均衡的协调过程，而不是说根据几个假设条件证明它存在。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行为和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反企业家决策的经济，反企业家自主权的经济，只有ZF在决策。看看我们的产业政策，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人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他们弄不清楚。发改委的官员哪来的？无非北大、清华、交大，一天生意没做过，认为自己比企业家高明，说这不能投资那不能干，这其实很可笑。具体的例子，李书福生产吉利汽车的时候，说提到生产汽车，国家计委说汽车是很复杂的产品，你民营企业生产汽车不是找死吗？他说那你给我一个死的机会吧。我们ZF很爱护他，说坚决不能给你死的机会。如果那个时候给他机会，也许他死了，但也许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会比现在好很多。如果我们不成全企业家，不成全企业家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这些决定性作用，由ZF的决策和审计代替企业家的行为，这经济怎么能够进步？我们所有的产业政策有几个成功的？基本没有。看看彩电行业，90年代国家支持的产业都垮了，要么就是产能过剩，生产电视机太多卖不出去。产能过不过剩要由企业家判断，企业家不傻，尤其是把自己钱放进去的企业家，这需要ZF去担心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并没有真正理解市场。没有乔布斯就没有苹果公司。比如iPhone的需求曲线是多少，这需求曲线是企业家创造的。IPAD出来之前，没有人知道IPAD的需求曲线。
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框架内“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并没有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和实现规模竞争的共赢，技术进步是企业进步的手段，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本身就是内生的，我们理论家搞了几百年，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亚当斯密就是内生的，像外部性不完全竞争不构成市场的破坏性力量，或者不能认为存在这些因素市场就是无效率的。市场真正的破坏力量在哪？在我们ZF没有约束的干预，这是我们市场真正的破坏力。我们现在经济学有必要考虑一些大的历史事情。再回头看看计划经济这样的体制下，它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在计划经济盛兴的时候，主流的经济学家没有站出来，没有说计划经济不行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是一个ZF政治选择的问题。证明一个理论的正确我们究竟要付出多少代价，过去说经济学、社会科学是不能做实验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实验，因为它不是人类自身从下到上衍生的，而是用我们意识形体的观念强加上来的。苏联实验了70年，中国实验了30多年，现在我们还有这个因素，究竟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经济学没有办法总结预测的，大家学经济学的同学，未来不要试图预测股票哪天赚多少，这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不能干这事。经济学家的只能预测一种大的趋势性东西，类似米塞斯哈约克。因为经济偶然的因素很多，没有人会预测利比亚的问题。我们建立一种理论不能离开历史，经济学家太陶醉于一个小房子里面画画，我们可以把画画的非常优美，但是地基不稳，房子随时可以倒塌，你画的画再好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希望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历史每天都在进步，最新的理论一定比原来的理论好吗。科学也有可能倒退。一个伟大的理论可能很长时间提出来以后不被人认知，经济学更是这样。我现在特别主张同学们读亚当当斯密的《国富论》，读《国富论》总有新鲜的感觉，所以不要只停留在现在。所有真正的贡献一定是历史之后认可的。
我特别乐观的一点，中国经济学家在过去200年，对于人类的经济学做的贡献不多，最近有很一些海外归来的学者，包括周林院长他们有一些贡献，但总体贡献不多，所以我们干的坏事也就不多。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重大事件，是一个机会，我们在经济下一轮的发展当中，寄希望于我们下一代，像我已经年轻稍大了，伟大的创造一般都是在二三十岁，当然也不一定。但年轻还是非常重要的，我通过这个讲座，希望大家有更强烈的责任感，或者未来有更好的机会。我想现有的经济学，在现有的框架下做出一些重大的贡献很难，我们只是技术上的。未来我们有另外一个思路也许有更大的贡献。当然任何一个科学的变化，都不会说有缺点就彻底改变，而是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且要提出可替代的方法。我刚才讲到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很好，但是有一些方面做得不够。如果真的变成一个主流的东西，在方式上还需要改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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