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将粮价交给市场的观点是危险的

曹国奇

 

应该说与林毅夫有几次交手（当然主要是与其手下或学生交战），第一次是2003年我刚开始学会上网，那时我还是用手写板输入，要写点像样的东西必须先用笔写好，再输入电脑。那次主题是“工业该不该补贴农业”，林毅夫认为工业不能补贴农业，反方主将是另一网友和我。第二次交手是“新农村”，这次我没有多大兴趣参加这个讨论，因为我这时的主要精力在推销我揭示的四个宏观上的价格规律，本文后面将用到这些规律。这次算是第三次吧。前两次应该是打个平手，林毅夫的“新农村”被中央看重了，我们的补农观点也被中央看重了。

 

我从来认为林毅夫是个很认真很严谨的学者，但是缺少灵气，多点教条和迂腐。记得前不久批评张五常说，经济学分计划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如果仅仅抱着市场经济学知道一切，那一定是有错误的。这里也此话送给林毅夫，希望林毅夫明白那怕自己家庭这个最小的人类群体中，也是计划在先自由在后。计划才是体现人类理性的东西，显然这个理性没有包含到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之中。计划是群体的理性，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但是已有经济学却恰好忽视了这个理性。是的，现在的经济学中没有真正的计划经济学，我们没有理论指导，但是如果我们的脑子里真的没有“计划”二字，那就是我们的错。我国经济学界恰好在这方面患了错，我想我国有关学者先别慌着做学问，先坐下来看看当今美国人脑子里的“计划”，不看远的，只看其官员为人民币升值的事儿几次来我国吃饭就够了。

 

林毅夫现在提出粮价应该交给市场，以抑制粮价高涨，其理论依据自然市场经济学。在他看来主要将粮价交给市场粮价就会回归正常。这是很可怕的教条主义，是脑子里完全没有“计划经济学”的结果。我揭示的四个价格规律表明农业从来就不是市场好游客，对农业实行计划管理是古今中外不曾停息过的事情，那个国家违背这个基本教条那个国家一定要吃到苦头。我国农民由一农变成三农，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将依照市场经学办事，将农业交给市场了。林毅夫现在又旧调重提，的确是旧伤未愈就忘了疼。既然林毅夫只是依据理论说事，那么我也就直接批判他信奉的理论的错误在那儿。

 

一、经典理论没有研究群体经济行为，林毅夫有点两面性

 

经济活动首先是群体的活动，但是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恰好没有从群体（合作）角度看问题，都是从个体（分工）角度看问题。这是硬伤，马克思经济学中同样有这个硬伤。这个硬伤直接导致分配理论在经典理论中全面缺失，所以这里没有批判经典理论的理由，只有介绍分配理论的理由。我们总在讲分配不公、初级分配、次级分配等等，可是我们知道的分配法则有几个？我们一个分配法则也不知道，自然更不会知道怎样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从合作角度看，群体里任何人、任何企业的生产物都是大家共同生产的，是公共之物，但是消费最终却一定个人的事情，于是出现了大家与个人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就必须分配共同拥有的财富，使之变成私有之物。在分配理论下，价格定义将出现180º的大逆转，它不再是经典理论中说的表示要素本身的大小、贡献的多少、稀缺的程度，等等，而是表示要素要分得社会财富的多少。很显然，粮食价格高农民得到的社会财富就多些，反之农民得到的财富就少些。显然，林毅夫也承认这一点，只是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致。嘿嘿，他这个人还有点两面性的，这没有冤枉他。我们看看他说的，“粮价上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市场来调节决定。……，如果压低粮价会降低种粮农民收入，挫伤生产积极性；因此粮食市场应该放开，涨价会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有利于保障供应稳定价格”。他提出放开粮食市场本来就是在于抑制粮价，何来“因此粮食市场应该放开，涨价会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有利于保障供应稳定价格”？

 

我觉得林毅夫应该改改这个缺点，这样下去会有损他目前的高大形象的。本来是不想批判其在房价上的高谈阔论，但是为了使他能真的改正缺点，这里也提提过去的事情。那是去年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的事，人家转的贴，是林毅夫去英国讲学前就房价问题答记者问（文章名忘了，嘿嘿，我这人就是记性差）。我在那里提出一个问题，被人删了，于是我说警告删贴者“我不打算写专文批判他的，只是想在这里交流交流就算了”，后来再发帖就没被删。那么那是什么问题呢？林毅夫先向记者讲授经济学ABC，说价格由供需决定，所以面前房价高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其实他讲的只是“房子供不应求，所以房价偏高”，而不是“供求决定价格”。这是典型的两面性，将“供求决定价格”偷换成“供求决定价格偏高或偏低”。我知道这不是他发明逻辑，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原有逻辑，可以记者不罢休，接着问韩国房价明明比我国要高，为什么我国学者说其房价不高呢？林毅夫不愧是见过世面的，马上丢弃前面卖弄的经济学ABC——供求决定价格，说因为韩国竞技水平高，人均收入高，所以相比之下韩国房价不高。

 

我想林毅夫在这次访谈后是应该有点反思的，应该反思供求之外的经济水平也在决定价格，“供求决定价格”这个教条很有问题。然而他现在又玩起两面性，用“供求决定价格”说事，这就有点过。为什么价格与经济水平、人们收入相关呢？这在财富的宏观分配。从合作角度看，大家必须平均分配共同的财富，这是合作的基础。依此我揭示出四个价格规律（见个人专栏：《价格四大运动规律》一文，http://www.xslx.com/htm/zzlb/caoguoqi/index.htm ），其中价格第一规律（也称价格互动规律）正好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也不多言，将这个规律直接搬过来：

 

一商品的生产率提高后其价格要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其它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要因此而上涨，且降低总量与上涨总量相等。工资因此而上涨。这便是价格互动规律，亦称价格第一规律。该规律决定四种价格现象：

 

    ﹝一﹞凡长期发展较慢的部门﹝以生产和管理技术更新速度为依据﹞，其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如农业、手工业、建筑业。这是由于发展快的部门不断将多创造的价值无偿送给它们的结果。尽管这些部门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提高的速度相对较小，其交“公”的价值小于“公家”分给它们的价值，所以其价格只能上涨。

    ﹝二﹞凡生产方式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其价格在落后的地区和国家低，在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高。如火箭、理发的价格在中国比在美国低。这是因为其它部门的生产率在发达的地区和国家较高，它们向这些部门无偿提供的价值更多。

    ﹝三﹞随经济发展人们的工资不断上涨。如我们的工资现在比过去高。尽管人们支出的活劳动还是以前那么多，但是现在的平均生产率较以前高，创造的价值较以前多，所以人们的工资要不断上涨。

﹝四﹞同样的劳务消耗所挣的报酬，在落后地区和国家低，在发达地区和国家高。如美国的工资比中国高。这是因为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平均生产率较高，创造的价值更多，从而更多的价值形成人们的工资。

 

由于分配理论在这里不能阐述，上面有些描述不好理解，所以讲讲与本文相关的内涵。该规律是说粮食、石油、建筑、理发、工资等要随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上涨，这种上涨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分得财富向社会平均水平趋动。价格的这种变化与供求、贡献、稀缺、劳动量等等因素没有关系，仅仅维持合作的基础，维持经济系统的稳定。很显然，现在不仅是我国粮食在涨价，而是全世界的粮食都在涨价。全世界的经济都发展了，发展了很多年，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出现粮食、石油、建筑、理发、工资普遍上涨。想想看，如果没有这种上涨的内力，欧佩克组织有多大本事与欧美抗衡，让油价猛涨？想想看，如果我国不是的确有物价偏低的内力，美国有多大本事压迫胡哥温哥，让人民币升值？随世界经济的发展中东国家的生活水平也要提高麻，石油不涨价他们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我国百姓的工资的确很多年没有怎么上涨麻，人民币升值的内力好大啊。

 

价格的这种上涨与供求规律一点关系没有，林毅夫要求用市场（供求）解决它，这不是瞎添乱子吗？很明显林毅夫自己在先在理论上就乱了，两面性了。既然说市场化能抑制粮食价格上涨，又何必说粮食价格市场化后农民会增收呢？

 

二、群体理性的缺失是导致经典理论的不足原因

 

农业不是市场的旅游者，而是市场的看客，这是由古今中外大量事实证明了的，我们的学者，像林毅夫这样的学者总是要求将农业丢到市场上去游泳，这是很迂腐的。他们同样希望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但是他们只知道照本宣科，却从来不注意那个“本本”有很多问题。也许他们没少说“本本”有问题，但是做起学问来却又将“本本”当作了真理。在农业问题上，只要稍稍注意下事实，再稍微有点灵活气，就会在自己学问中加进“计划”二字。其实我揭示的几个价格规律与计划没有关系，但是这些规律只有“计划”才能保证它得到遵循，这不在于别的，而是在于这些规律是从群体角度揭示出来，而“计划”则是群体中最主要的理性。我们已有的经济学忽视了群体的理性，那个经纪人假设的核心被我们经典理论浪费了。如果个体的理性在于自私，那么群体的理性就在于平均，我们的系统就是在二者的对立中获取均衡与和谐的。

 

那么农业为何不是市场的游客呢？这在于市场也是有缺陷的，而非西方经济学吹嘘的那么完美，不然群体的理性就是完全多余的。自由市场必须是不完美，不然群体的理性没有立足之地，从而群体的组织者——资本家也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对供求规律的理解是很片面的，市场的完美在于我们认识的不足。供求关系有四个维度，我们只是认识到其中一个维度——供求数量维度。我们将供求数量关系当作供求关系的全部了，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不足。供求关系的四个维度是：供求竞争关系、供求数量关系、供求时间关系、供求反应关系。（详见个人专栏：《供求关系的四个维度》一文，http://www.xslx.com/htm/zzlb/caoguoqi/index.htm ）。理想的市场均衡（或供求平衡）必须保证这四个关系都平衡，但是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市场经常失灵就在于这一点。供求关系中最主要的不是供求数量关系，而是供求竞争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用“供求决定价格”分析问题时有多大的不足。在农品的交易双方——农民与农品收购者——的博弈中，由于农民方人数众多，内部竞争力度很大，始终是“你不卖有人卖”局面，而在收购方人数很少，内部竞争压力很小，始终是“你不卖没处卖”的局面，所以粮食价格对农民始终不利——表现为偏低。此时如果不是粮食特别特别供不应求，其价格很难出现偏高情况的。可以这么说，粮食收购方属于次级垄断，价格基本由他们说了算。想想何为垄断？垄断不就是交易的一方人数较另一方的特别少吗？显然林毅夫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他看来只有电讯、电力那种独家经营才是垄断。由完全竞争到垄断是连续的，农品市场处在中间，是次级垄断市场。林毅夫知道理论没有看到这种连续，在那里只有两极，要么是完全竞争，要么就是垄断，中间没有了。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林毅夫不及周其仁。去年也是在人大经济论坛上与周其仁的一篇关于通货膨胀的文章争吵了一下（自然也是与其手下或学生争吵），后来它就撰文说注意工人和资本家间的竞争力度不均衡，工人内部的竞争力度大多了，要扶一把。在农品价格中，农民有多大发言权？猪肉涨价了，散户农民养猪的反而减少，为什么？价格没有涨到这个环节麻！总之，农业不是市场的游客，我们得坚持“计划”二字，不断补农。这是维持系统稳定的必然举措。如果系统不稳定，那么西方经济学讲的效率——其实是资本家的效率，肯定没法保障。林毅夫现在当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了，管理了好大的一个群体，衷心希望他在学术上也有群体观，也有计划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