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战略思想的贫乏的根本原因是方法论出了问题。迄今为止的战略问题的探讨和思想，绝大多数都是经验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毛泽东是一个例外。百余年来“西学东渐”，但是中国并没有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就是“理性”，就是逻辑性。中国对西方的学习基本上都还是对于“器”的学习，“用”的学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在理论建设上必须脱离开自己的文化的习惯，进入到“理性”的世界，张扬理性批判的旗帜。作为一个尝试，我试图构建了略问题和战略思维的基本结构，通过这种基本的结构构建战略理论的基础。

战略的结构是由5个基本要素目标、资源、路径、约束、能力和手段构成

任何一个战略都必须至少包含这5个要素。像和平崛起，它仅仅是一个模糊的目标，因此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战略，而是一个口号。中国这种拿口号当战略的事情太多了。这种战略的思维只会误事,它不可操作。战略思维是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略目标实现的主观能动性条件。战略思维的核心在于对战略要素之间的矛盾的认识，对于战略要素之间的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构成了战略能力和手段。对于任何战略来说，都必然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战略上目标与资源，目标与路径和目标与能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源于战略要素之间的矛盾就构成战略的内部约束。来源于外部对于战略目标的影响和破坏就是外部约束。以大战略即国家战略来做实例，大战略的要素同样是包含了目标、资源、路径、约束、能力和手段。这些要素内部还包含着不同的元素因素。像目标就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目标，对于资源、约束、能力和手段要素中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元素。这样在大战略中的矛盾，就包含着目标与目标的矛盾，比如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的矛盾，还包含着目标与资源的矛盾，目标与路径的矛盾，目标与能力的矛盾，还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制约和打压破坏。但是根本性的约束还是源于战略实施者内部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的认识和处理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的基础，包括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战略错误在战略中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战略目标的错置，比如将军事目标列入国家的大战略的目标就是战略的错置。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只能是经济和政治，军事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中的第二类错误是目标与资源不匹配，目标过大超越了资源的承受能力。除了目标过大的错误，目标过小，目标庸俗化也是战略的错误。个人的规划目标可以庸俗，但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决不可庸俗，一来因为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对于资源和市场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丧失先机之利往往意味着未来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获得今天的地位。古人尚知“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的道理。一个国家战略目标定的不能太低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战略目标过低会直接导致战略手段和战略能力的退化。二来，战略目标的选择对战略中的路径的选择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路径选择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战略目标的实现。战略上第三类的错误是路径依赖的错误。一种发展的路径选择，在发展中会造成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会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当这种发展的路径不能再支持国家的战略目标的时候，这些因素就会爆发出来，影响甚至导致国家的失败。经济上的东南亚的97年经济危机，政治上和经济综合因素导致的苏联的解体都有这方面的因素。战略错误往往不是单一的错误，而是叠加的错误，连续在几个战略要素之间的矛盾处理上犯错误。这是因为战略要素之间的联系性导致一个要素的确定决定或者决定性地影响到其他要素的处理，从而战略上的错误往往都是连续的、叠加的错误。战略对抗对于国家来说，战略对抗是客观存在。这源于对于世界的财富和权力的竞争。对这个问题切不可有“乡愿”式的“国际主义”。就连列宁同志都说：“在狼群里就要学狼叫”。战略对抗有直接的军事打击，也有半直接的经济制裁、政治颠覆。这些是西方惯用的手段。还有一种是间接的手段，就是发现战略对手在战略上的错误，寻找他战略要素之间的矛盾性，积极地诱迫对手扩大矛盾，最终使得或者等到对手战略性的矛盾的破坏性爆发导致对手的战略失败。孙子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也就在这里。那么对于自己的战略同样是认识到自己的战略的矛盾性，积极地处理好战略目标之间的矛盾，战略目标与资源的矛盾，战略上路径选择，根本的要求是立于不败之地，孙子讲“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就是这个道理。战略上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如何处理矛盾这就是国家的战略能力。战略思维的建立这个世界上失败者是如此之多，已经让人们记不起他们的名字。胜利者如此之少，以至于胜利者的名声可以传扬千年。战略的“五行”说只不过试图建立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建立一个顶层战略思维的意识，即所谓的TOP-DOWN的战略意识。我看到的中国谈战略和大战略的书，绝少看到有这种严谨的战略逻辑思维的。单纯建立这么一个战略“五行”的结构还够不成一个理论体系，它仅仅是一个理论框架。要建立起理论体系，要搞清楚战略要素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要搞清楚这种相互的影响和作用是如何在历史上起作用的。要建立起历史逻辑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逻辑。当这种逻辑关系搞清楚或者比较清楚以后，就能够对于大战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就能实现战略的预见性，能够对于战略问题有比较清楚的把握。依据着历史逻辑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逻辑，需要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也需要利用前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战略思维有几个特性。第一是系统性。中国的古人就知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现在军事对抗就讲系统对抗，对于大战略来说就更是一个巨系统。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同样是一个系统的问题。研究战略问题一定要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现在的军事评论多是单打一，谈战略，谈历史，谈政治，谈经济也多是单打一，仅仅就某一个问题谈，这样在涉及到战略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没有从系统的角度去论证和研究。第二个战略思维的特点是辩证认识。世界的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但是人们的思维总是按照线性去判断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按照逻辑的分析去判断历史的进程。人们在分析苏联与美国的世界争霸是这样分析的，在分析80年代的日本还是同样地去分析。这是人们思维的惰性在作怪，线性假设是最容易的估计，但是也是最不靠谱的方法。人们总是向自己的惰性妥协，采取大多数人喜欢的线性思维是一种不会遭到“谴责”的方法，但是也是不负责任，价值不大的战略思维。我认为战略思维一定要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就像毛泽东把他的战争理论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一样，这是唯一科学的方法。用分析和辩证的方法建立战略思维的逻辑基础。我尝试用这种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获益良多。用这种方法看世界和国内的战略分析，往往能直接发现问题的实质。像美国的战略企图和手段的使用，日本如何陷入失去的20年，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的内在矛盾性。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清楚的直接进入战略问题实质。第三个特点是基于对象分析的思维，而不是基于概念的思维。所谓的教条主义就是一切基于概念，从概念出发的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解决不了概念如何在实践中使用的问题，因为概念都是抽象的，都有其真理性，但是这些概念都有条件约束，不解决概念的条件约束问题盲目的使用就是教条主义。所以必须建立一种以问题分析的思维架构来解决概念的适用问题，这就是我现在感兴趣的战略思维的架构。这种思维架构可以使用于政治、经济及军事问题的分析中。第四个特点是对于战略分析中的矛盾认识。矛盾的分析是战略研究的基本方法，矛盾分析中的关键是结构性矛盾的分析，而不是一般的的矛盾。因为结构性矛盾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已存的结构而来的矛盾，当结构没有改变的时候，这个结构性矛盾就不会消除，因此结构性矛盾具有稳定性和决定性，其他的大量的矛盾都是由于结构性矛盾而引发的矛盾的表象，结构性矛盾往往反映的是矛盾的本质，从结构性矛盾出发沿研究事物才能把握住规律。一定的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表现出相同的规律性，也就是有着相似社会结构的社会表现出类似的社会矛盾冲突和问题，这就表明，结果性的矛盾反映的是社会矛盾的本质。战略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历史的经验，对于历史的认识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略研究的水平。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还没有从现象的记录进入到历史逻辑的研究层次。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战略研究的水平。最后，战略的理论一定要契合历史的逻辑。没有历史事实支撑的战略理论毫无价值。而战略理论最大的成就就在于预见，对经济、政治和军事事件的发展做出科学的预判并对这种可能到来的事件做好准备，而这种判断力是领导力最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