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典学派1803年，法国人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提出了“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地说，生产者在完成他的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出去。……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出卖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去，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易于毁灭。但想要摆脱手中的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拿它买东西。所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1]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归纳为：“供给会创造出对它自身的需求”。以萨伊定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古典学派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竞争性市场的价格可以灵活地上下浮动，可以消除任何额外的需求和供给，不会出现持久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市场会自动趋向充分就业，政府在市场中应当不作为，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应当是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事实上，供给创造需求实际上是由二个过程组成，即先由产品——货币，再由货币——产品。在产品——货币阶段，当一产品售出之际，就在该产品交易价值额度内为自己或其他产品创造了需求，其所创造的工资、利润为消费和投资提供了来源；在货币——产品阶段，供给创造的需求是否能足额保证整个供给的需求，还需要以供给创造的需求能否及时全部再转化为产品（用于消费或投资）为前提，如消费偏好、投资偏好不变，供给与其所创造的需求是等值的，也就是其自身的需求，但是，客观上由于人们的逐利方式变动、消费偏好调整及形成需求的时间不同等等原因，被供给创造出来的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消费或投资）时会形成总额、时间、结构的差异，如这种差异在供给方或需求方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即供给方不致于无利可图，需求方不致于入不敷出，这种波动和差异还能被市场所“消化”，一旦超出承受范围，供给和需求不可避免趋向萎缩。因此，供给是创造了需求，但不一定等于其自身。

    （二）凯恩斯学派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先生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及流动偏好的存在得出“有效需求不足”，“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的结论。在设定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前提下，凯恩斯先生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来“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手段主要有二：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政策。为了证明二项政策有效作用，凯恩斯利用边际消费倾向概念建立了乘数理论，即在一定的边际消费倾向条件下，投资的增加可导致国民收入和就业量若干倍的增加。凯恩斯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被西方国家接受并付诸实施，不仅帮助当时西方国家走出危机，而且还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近四十年的繁荣。正如萨伊定律诞生于通货膨胀时期，其创始人观察到卖即是买的原理，忽略了价格稳时期卖与买的结构差异、时间差异。凯恩斯经济学也诞生于危机之中，其创始人所观察到的、所分析的是危机中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忽略了繁荣时期过剩的需求，从历年统计表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并未呈现递减，出于交易动机的流动偏好并未对需求形成很大的冲击，而正真不确定的因素却是几乎被忽略的投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需求的增长并非同步，时而实际供给大于有效需求，时而有效需求大于实际供给，“有效需求不足”并非是常态。凯恩斯先生对宏观经济学正真贡献是在于供需均衡中引入国家干预这一手段，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将干预仅限于“需求管理”。

    （三）供给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学派占据了宏观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而采取扩张，时而紧缩，金融家和企业家们逐渐发现应对这种政策的最佳方法乃利用多发行的货币来投机，扩张时期可以进行多头投机，紧缩时期则可以进行空头投机，国家的财政赤字和货币投放虽然“创造”了需求，未能相应刺激有效供给的增长，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开始扩展到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十分严重。对此，以拉弗和万尼斯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向凯恩斯学派提出挑战，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的地位。市场的购买能力取决于供给的生产能力，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的问题，提出通过减税政策实行“供给管理”，代替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主张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支出，因为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作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费资源，有些虽然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供应学派虽然被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政府接受，并实施与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的政策，然而应在供给学派离成功就差一步的情况，由于其政策措施过于简单，无条件地减税政策推行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象供应学派所设计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经济发展目标也未能实现，反而使美国经济就陷入高财政赤字、高利率、高汇率、高外贸逆差困境。

    （四）货币学派几乎货币学派所有的理论和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货币交易方程式上，其表达式为：MV≡PQ≡（P1Q1＋P2Q2＋……）其中，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价格水平，Q代表实际产出水平。[2]根据这一方程式，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相对稳定并可以预见（此结论从近百年的美国货币统计数据得出经验数据），货币供应量是决定名义GDP（即PQ）增长的主要系统因素，价格和工资围绕着潜在产出，变动相当灵活，私人部门是稳定的，货币供给M变动只会对实际产出Q产出产生微小而短暂的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的变动上。因此货币主义者的政策纲领为固定货币增长来代替凯恩斯学派的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货币学派的交易方程MV≡PQ无疑是正确，至今仍可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实证，但问题在于该方程有四个变量，正真可控的变量仅仅是货币供应量M，货币流通速度V取决于持币需求者，实际产出水平Q取决于供给厂商，价格P则取供需双方博弈，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和控制物价上涨，必须同步对方程两边四个变量进行操作，控制货币供应量（M）、引导货币流通速度（V）、激励产出增长（Q）、调节价格水平（P），但货币学派仅仅从货币发行量入手，提倡“单一规则”——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这种单一规则政策执行极有可能导致其他变量发生变化，1979年10月至1982年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单一规则”，即按事先确定增长率投放货币，虽然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P），但货币流通速度（V）发生激烈地变化，实际GDP则停滞不前[3]，失业率上升，被人称作“有痛苦的”货币政策。

    在此，绝非对经济学先贤的不敬，因为从整个经济及其理论发展看，人的一生的短暂只能观察其一个阶段，虽然有历史的经验可鉴，由于时代的进步，人们逐利方式的改变，经济学那些近似规律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即便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观察、研究，也只能如盲人摸象一样“仅得一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凯恩斯先生说“在长期内，我们终将死去”。

    事实上，从古典学派到凯恩斯学派，从货币学派到供应学派，其理论之系统，论证之严密，可谓集天下经济理论之大成，如能萃取各自的精华，加以综合和补充，我们会发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并不缺乏，而真正需要修正的却是宏观层面的调控方法。古典学派主张“自由放任”政策，如同偏面强调市场自身的“免疫”能力，“生病”时不用“打针吃药”一样；凯恩斯学派则对市场自身“健康”缺乏信心，无论其“健康”还是“疾病”，把“打针吃药”——赤字、通胀当作日常“保健”；货币学派的“单一规则”则如无论市场生什么“病”，只认准一味“药”——货币供应量来“治疗”；供应学派虽然看到了市场的“病因”却没“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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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第142页、第144页。

[2]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七版第576页。

[3] 这次货币学派理论的实践，所幸的是实际GDP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如下降则价格必然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