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以来，华尔街投行(以摩根大通为典型)接二连三的上演”非正常死亡“事件，曾引起阴谋论者一阵骚动。

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半年来的一些猝死案例。

34岁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师Joseph M. Ambrosio 12月7日突然死于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一周后，34岁的Jason Alan Salais在德州佩尔兰Walgreens药房外面因为心脏病发而死。

根据Salais在LinkedIn登记的信息，2008年5月他加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在休士顿的资讯科技部门前后服务了将近3年。

接着一桩死讯引起国际瞩目。39岁的Gabriel Magee 1月27日晚上从摩根大通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的欧洲总部坠楼身亡。第二天早上，他被人发现陈尸在9楼的屋顶平台，当时他身上还穿着西装。

根据Magee在LinkedIn的个人档案，2004年他加入摩根大通，负责固定收益证券和利率衍生性金融商品系统的规划、发展和运作。

Magee的一名同事向英国《每日邮报》称，Magee也许犯了大错。他在坠楼前，可能整晚都在办公室设法把事情搞定。

不到一个星期后，37岁的Ryan Crane在他位于康乃狄克州的史丹佛家中死亡。自2005年以来，Crane一直在摩根大通担任驻纽约的全球程式交易的执行主管。

关于Magee和Crane接连死亡，网络上探究其死因忙了好一阵子。

有个自称是V的人在网络评论上写道，Crane和Magee”彼此认识“，已经”发现某些事情“。V称，Crane生前带领程式交易的业务，监管所有这方面的交易，熟悉软件交易平台。

V并指出，这两起死亡案正好遇上摩根大通宣布要退出大宗商品交易业务，以及该银行要卖掉在曼哈顿办公大楼的敏感时刻。

一切似乎都是阴谋，是不是？但随后的消息可能会让阴谋论者”吃鳖“，因为法医宣称Crane的死因是“酒精中毒意外”，听起来似乎是酗酒过度。

两周后，又传出一桩死讯。2月18日，在摩根大通金融部任职的33岁李俊杰(音译)从香港楼高30层楼的遮打大厦坠楼身亡。这栋大楼的高楼层承租户是摩根大通，同时也是其亚洲总部。

根据Paul Joseph Watson在Infowars.com所称，李俊杰最近在香港花了550万港元(709,436美元)买下一个住宅单位；他生前还告诉一位朋友说他想回到多伦多去。以前他在多伦多担任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

接下来，3月12日，曾经在摩根大通担任投资银行分析师，后来在LevyCapital Partners LLC任职的Kenneth Bellando被人发现陈尸在曼哈顿的公寓外。据报导他也是跳楼身亡。他的哥哥John现在是摩根大通的副总裁，负责评估该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他的部分电子邮件被关于“伦敦鲸”交易丑闻的报告公开引用。

有个华尔街博客过去一年来研究银行员工死亡案例，并没有发现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有类似摩根大通员工接连死亡的趋势。其实，这两家银行的员工人数不相上下。

不过，其他银行也有类似摩根大通痛失年轻英才的情况，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驻伦敦的高级主管William Broeksmit，他在Magee死前两天自杀身亡。此外，荷兰银行(ABN Amro)荷兰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Jan Peter Schmittmann一家也传出悲剧，他在杀害了妻子和一名女儿后4月5日自尽身亡。

毫无疑问，这些死讯引发了棘手的问题：金融危机过后，原本就不好捧的金融饭碗是不是更难捧了？

撇开阴谋论者，工作压力过大可能是压垮逝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在根源上国际投行业务的强力竞争和投行内部的业务转型和调整正悄然进行。

除了光鲜亮丽多金，无数次的类似”非正常死忙“事件的上演让大都市和华尔街的工作以超长的工作时和巨大的工作压力而声名狼藉，同时带来的巨大心理问题隐患。上面一个又一个案例提醒我们：在华尔街投行高风险、高压力的环境下工作，人生苦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