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记忆：我的“愚公”父亲

　　很长时间以来，我害怕别人问我的学历。一则因为我只是专科层次的所谓大学毕业生。二则我的这个大专还不是正规的渠道，我是“委培生”。

　　高中三年，我的成绩总是“瘸腿”：好点的科目仅有地理、历史，语文也还凑合；但英语、数学差得不行。1987年高考因为“瘸腿”，我只考了410分。

　　这个分数在当年当地，大学，边也挂不上。连高中中专都排不上号。仅仅靠上了“投档线”。一拨一拨的录取，没有任何指望。只有等正式录取过后，看能不能“挤”进委培的行列。

　　当时，高校录取已有所松动，不是“铁板一块”了。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增加了委托培养一项，我们那里，俗称“代培”，即在“沾边”的考生中，由地方ZF出资，跟高校签订“委培合同”，学生毕业后“发配原籍”分配工作。也算是给我这样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读大学的机会。

　　明面上是ZF出资。但私下里，县ZF每年只出资400元。一年1500元的“代培费”中，尚余1100元，需要考生自理。

　　1987年的9月中旬，我才接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粮油关系的转移，都很容易。但三年一次交清的4500元的学费，成为我上学面临的最大障碍。县ZF出资的那一部分，要分年付给；而且当年的400元，一时还拿不到。

　　1987年的450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候，我父亲在本村小学任民办教师，他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十几块，而且这十几块，分两个供给渠道：财政拨款的一半，分季度发放；村集体的一半，年终才能结算。三年之后的1990年，我到乡ZF上班，拿到手的月工资，是64元。也就是说，当时的4500元，是父亲月工资的将近450倍，是三年后一个大专毕业生月薪的大约70倍。

　　4500元，不啻横亘在我与大学之间的一座大山。而父亲则当仁不让，担当起挖山不止的“愚公”。

　　从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去学校报到，只有短短的十来天。对只是民办教师的父亲而言，在十来天内，凑足4500元的学费，以及第一个学期的书本费、生活费，是多么不容易。

　　2012年秋，老父亲因病辞世。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本账单，记录的就是那4500元的来历，以及还款经过。时间跨度，长达20年——

　　1987年9月18日，向石振发（笔者的二叔）借款200元。向石振才（笔者的小叔）借款500元。9月20日，向崔昌泽（笔者的姑父）借款300元。9月21日，向罗亨才（笔者的二姨夫）借款500元。

　　1987年9月22日，向苏老师借款3000元。苏老师是父亲的同事。苏老师家里在当地信用社有一笔3000元的存款。但不知什么原因，苏老师跟信用社有了矛盾。苏老师一气之下把钱取了出来。父亲得知后，答应以略高于银行的利率，把3000元借了来。

　　1988年春节，还石振发款200元。1989年6月30日，向罗亨满（笔者的老姨夫）借款200元。同日，还石振才款500元。这就是父亲在借款方面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在父亲20年的“愚公”生涯中，这一办法，他经常使用。

　　1990年1月1日，还崔昌泽款300元。5月20日，还罗亨才款500元。9月20日，向石振发借款500元，向石振才借款500元，向崔昌泽借款500元。9月21日，向罗亨才借款600元。9月22日，还苏老师款本金3000元，另加利息。父亲的账单上，没有写明利息数额。大概是忌讳于国家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

　　1990年12月20日，向罗亨满借款500元。12月3日，还石振发款500元，还崔昌泽款500元……

　　就这样，借借还还，反反复复。那一笔4500元的高山，一直到2007年的年底，才被削平、移走。2007年12月10日，父亲记下了最后的一笔还款记录：还石振发款600元，石振才款1000元。20年前孩子的学费，彻底还清。言语之间，轻松，释然。

　　27年过去了。我对高考的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我是“委培生”。其中最为刻骨铭心的，就是我那“愚公”父亲。父亲去世后，这种刻骨铭心，尤甚。

　　文/石家友  来源：思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