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http://monthlyreview.org/2014/01/01/labor-share-question-china，作者Hao Qi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增长。为了保持高的投资水平，就需要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资产回报率，这就难免会使得劳动力的所得份额降低。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从1995至2007年之间，劳动力所得占GPD的份额从51.4%下降到42.4%。即使是考虑了资本折旧和税收等因素之后，也是如此。2007年之后，全球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也深受其苦。中国的工人为了争取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举行了多次罢工，这使得劳动力所得的份额有所上涨，到2012年达到45.6%（编者：将劳动力要素所得份额的变动归为罢工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另外可能原因有劳动力短缺使得劳动力价格上涨，或者资本投入已呈现边际报酬递减）。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劳动力所得份额的变化与阶级斗争无关。他们认为这种下降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的，主要是农业部分GDP的下降和工业和服务业GDP的上升。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农户进行的，这就使得很难区分利润和工资，因此在统计上造成农业部门的工资份额高于其他部门，因此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部门GDP的下降，也会在统计上显示劳动力所得份额下降了。
       作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忽略了阶级斗争理论。作者认为，劳动力所得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劳动者阶级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权利的丧失引起的。而结构的转型掩盖了这个基本事实。
       党中央接受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因此提出了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加就业。但是并没有强调要增加劳动者阶级的权利。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劳动力所得份额和经济结构中间存在一个U型的关系。即当农业部门的GDP份额保持稳定不在下降、当服务业部门的产值比重越来越高，劳动力所得的份额就会开始增加。因此，最有效的提高劳动者所得份额的方法就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变。但是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劳动者阶级是否能够获得其应得的所得。
       劳动力所得份额（labor's share）经常被用作表示工人阶级力量的一个指标。中国的劳动力所得份额跟经济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激励机制的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
       在毛泽东时代，出现过有关物质奖励（material incentive）和政治挂帅（politics in command）的争论。虽然在1956年就建立了苏联式的工资体系，但是如何实行却没有在领导层之间达成共识。尤其是苏联不太重视物质奖励，因此是否在中国实行工分和计件工资等物质奖励制度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他指出重视物质奖励就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忽略。但是毛又认为物质奖励仅仅损害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并没有妨碍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因此政治挂帅的提倡者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激励机制。其核心在于让工人认识到他们也是工厂的主人，生产的目的是符合工人阶级的长期利益的。因此，短期的物质奖励制度就被消灭了，而工人被鼓励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工厂的管理当中去。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被牢牢控制，因为明显的不公会违背工人作为工厂的主人这一精神。
      毛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力量的转变。文革期间建立的各种组织都被解散，激进的工人被批评和教育，一些权利也被限制（如言论自由的权利、写大字报、以及罢工等）。现在，工人不能批评干部。而且工人也不再参与企业的管理。毛泽东建立的激励机制也就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物质奖励制度。
       对改革者来说，物质奖励制度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物质奖励是对工人政治权利丧失的补偿，使得工人的注意力从政治权利转移到经济利益中去。其次，改革者希望人们认为他们与毛时代的领导相比，更加注重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分配的公平。最后，物质奖励强化了干部的政治力量，干部可以决定工分如何分配。
       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物质奖励制度满足了工人阶级的短期利益，但是损害了工人阶级的长期利益。因为工人工资的上涨依赖于工分，而工分是由干部控制的，因此工人需要服从领导干部的安排，这就使得工人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
       作者用通化钢铁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工分与工资比例在长期的变化，发现这个比例一直在上涨。但是这种上涨是不可持续的。工分的上涨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上涨，当经济的外部环境恶化时，国有企业不能迅速的调整其物质奖励制度，又不能随便解雇工人，就会陷入危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这其中大约有3000万工人下岗。这根本性的改变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权利关系。有社会主义工作经验的员工被驱逐出企业，没有社会主义斗争经验的员工被保留下来成为企业的主力。经过这些转变，国有企业的制度逐渐向私有企业靠拢：签订短期的劳动合同、解雇工人、加班。
       这个改革消除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差距，但是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分化更加严重。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是国有企业的员工：他们享受较高的工资和福利以及有保障的工作。而在外围，则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他们工资低、福利低、工作没有保障。
       这种转变，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于工分制度不可持续，企业需要大量劳动力储备的存在使得解雇工人变得具有威胁，并且要分化劳动力市场，征服工人阶级。农村劳动力大量的外流和国有企业三千万下岗职工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储备，这极大的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又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劳动力所得份额逐渐下降的原因。
       现在，中国的工人阶级迎来了转机。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劳动者所得份额有所上升。甚至名义工资增长的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且在2012年，中国适龄的工人数量首次出现了下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储备在未来会逐渐的降低。更加重要的是，面对日益上涨的物价，工人阶级为生存而斗争的意识逐渐加强。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上都留在城市中，他们更倾向于索求更高的工资。工人阶级为争取更多收入所做的斗争必然会降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编译有不到之处请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