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院的部分前身—数量经济研究所回顾

林少宫

     经济学院的成立标志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数量经济研究所的正式合并，发展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在我校的长远结合。借前校长杨叔子院士的话来说，他作出成立经济学院的决定是基于张培刚老师(代表发展经济学)和我(代表数量经济学)的赞同。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是富有远见的。

     原来数量经济研究所及其衍生的数量经济系(以下分别简称数经所和数经系)都是从数学系派生出来的，1985年专业调整后才隶属于经济管理学院(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则直属华中理工大学)。因此，经济学院的成立又意味着原经济管理学院一分为二。之所以顺利地同时解决分家的问题，还应感谢当时的有关领导同志能迅速达成共识：把经济和管理分开更有利于满足各自的发展需要。

     （一）数经所是开放经济政策的产物

现在回顾数经所走过的历程，我感触最深最大的一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1978年开始的开放经济政策，意义是极其广泛而深远的。1979年全国数学会上宣布某某数学家将应邀访美讲学；同年全国现场统计会筹委某某透露其子女将赴美留学(美方资助)；次年，许国志院士(已故)推荐我参加一个国际统计会议；如此等等。一向以实行开明、开放政策办学而负有盛名的华中工学院，自然要站在全国最先进行列，尤其活跃于对外学术交流，遣派留学生等事宜。另一方面，我因担任1980年由L. Klein率领的颐和园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口译，而使华中工学院(作为一个工科院校)在全国经济学界受到青睐。1982年颐和园研讨班承办人(中国社科院)在西安召开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学会，会上许多代表垂询华中工学院的动向，经当时在场的硕士研究生方振民郑重其事地向老院长朱九思倾情汇报，数量经济研究所随之成立。而我本人虽然曾是学经济学的，但当时执迷于应用概率统计，特别是1979年成立了全国现场统计研究会以来，留恋于应用正交设计解决质量管理问题，并没有一心一意转过来搞经济。

     （二）优秀研究生的出现

      华工在遣派留学生方面所采取的开明、开放态度，在国内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数经所也因此招来了一批较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而且比较集中地反映在1982年入学的研究生身上。尽管我们数经所的师资力量很有限，但由于华工的海内外声誉，仍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同时，院领导又鼓励我们积极邀请计量或数理经济名家前来，待遇从宽从优。在我记忆所及，L .Klein和F.Modigliani(分别为1981年和198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答应过要来。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计量经济学家邹至庄确实来了，全家一起来的，并且对他的儿子说，华中工学院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到了1984年，国家教委和邹至庄联合发布在全国范围公开招考到美国、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消息，正好是1982届硕士生遇到的好机会。这些有形无形、直接间接地推动了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次年，我们开设了数量经济系，开始招收本科生，后来作为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个系。在经济学院成立之前，数经系改名金融系。

      数经系之所以改名，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就业需要的推动，另一方面则鉴于金融领域需要的数量分析特别多，而且既广泛又深奥，改名金融系不但不削减基本的数量课程如计量和数理经济学，反而使数量分析课程更具体，更富于应用性，如对策论及其应用，期货与期权定价问题，以至金融计量专题等等。

     （三）优秀研究生的发现和培养事例

      回顾我们数经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可谓因简就陋、很不完善。由于与世隔绝多年，我们连一本基本计量经济学教科书都没有，甚至不知道存在有哪些，只是在Klein教授带领的颐和园研讨班上听到一些介绍，也没有机会得到。1981年出国开会，MIT的F.Fisher教授送了我一本他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s in Econometrics》，我如获至宝，便匆忙把它当作第二年计量经济方面的教材(数理经济方面我复印了一本Takayama的书)。现在看来，不但有点过偏，也有点过难(不太符合学习的逻辑顺序)。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却引起当时一名研究生田国强的兴趣。对他来说，似乎没有什么过难的问题，至于过偏，就不是他的责任了。他不但很快就对识别问题在国内发表了英文版论文(记得有一位记者专门为此事采访过我)，而且还当作大篇幅的学位论文来撰写(后来寄给Fisher本人看又得到积极的评价)。我发现田国强与众不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看出他总是不满足于书本上现成的东西，当然也不会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的东西(一种文化上吃不饱的现象)。因此，他曾是个经常逃课的学生。如果不说他好，有创新精神，那么他就是不好、不安分，调皮捣蛋分子了。

      我前面说过，优秀研究生的出现较集中地反映在1982年招进来的一批(共六名)学生身上。记得当时有人向我介绍说，其中有一名叫柯祖耀的研究生，曾是自控系的优秀毕业生，但我发现另外五名的学习情况都不差，他们之中有些学得轻松愉快，有时间考虑写点什么文章。为此，我总想邀请一些国内外专家给他们多讲点课，加重他们的学习负担。例如请过中科院的王毓云(系统所研究员)给他们讲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G.Debreu的《Theory of Value》；要求他们阅读原文文献；又安排他们到中国社科院参加课题组实习，等等。但我之所以能肯定他们之中确有突出的经济学人才，还是通过教委邹至庄的一次留学考试。我把82届全部(除柯祖耀因超假未返校外)研究生都推荐去参加那次考试。当时国家教委有意让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和我参加命题并适当把关，以避免数学题过偏过难。在数学(满分)题命题完毕后，由于我的提议，附加了两道较难然而灵活的加分题(每题多加10分)，以便看出考生差别 (这样全部答对的可得120分) 。评卷前，为保证公平，考生姓名严加密封。在评卷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数学不及格，我们正在为成绩偏低而感到不安。然而，突然之间，发现一份卷子连附加题在内都做对了。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要求暂停下来，查看一下究竟是哪一个单位推荐来的考生作出了这份圆满答案，结果是华中工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谭国富！我顿时联想到小谭在校学习期间的一些非凡表现。谭在出国前，英语准备不过相当于TOEFL500分左右(当时的及格标准是540分)，可是我到外宾招待所看望外宾时，却发现来访人登记薄上有两次出现谭国富访问H.Simon教授(1978年诺贝尔奖得主，两或三次到我们学校访问讲演)字样。从此我可以断定谭是一位很有胆识、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

      限于篇幅，更多的事例，只好从略。

      人才的出现和栽培，主要靠制度、靠校风；而人才的发现则要靠平时的细心观察、一心一意地为学生。

     （四）邹至庄“效应”

      开放伊始，被选派到美国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中，确实有一些人缺乏必要的数理基础，初到美国跟不上班，学不下去。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用语和方法，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别，在国内读文法科的人即使读得很好，和读理工科的人(即便读得一般)相比，不一定更能适应于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教学用语、手段、方式或方法。有鉴于此，邹至庄教授曾发话，欢迎理工科研究生报考教委和他的联合考试。事实上，他并没有轻文重理。有人喻他为数学家、数理统计学家，他都坚决否认。但他的话起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后来许多本来学理、工科的人都跟来学经济和金融学。其实这也是好事。不过，应该明确的一点是，现在已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而当初曾是我们的优秀研究生如田国强、谭国富等人之所以成为“优秀”，决不只因为他们的数学比别人好，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涵养和抱负都很强。光靠数学是做不出任何在经济学中有分量的东西来的，一定的数学基础只是学好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条件。何止经济学，现代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史学(Cliometrics)都用上很多数学，财务、管理、金融等学科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对我们经济学研究生的高标准要求应该是文理贯通。

      我们数经所照例每两年招考一次硕士研究生；1980年(作为前奏)、82年、84年、86年……直至1990年，以后改为每年招考一次。考生的背景各异，学理工出身的比例仍较大，除了邹“效应”外，我想也与数量经济学这个名称有关。

      在漫长的硕士生培养岁月中，仍然看到不少学习优秀的研究生，但出国继续深造的机会变小了。似乎客观条件在改变，尽管86年初我被任命为虚体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却感受到一种比较沉闷的气氛，三年之后我主动辞去院长职务，归队到一般教师队伍。在“沉闷”中，一个经常考虑的问题是：学院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既满足经济学、又满足管理学的发展需要？直至1994年正式成立经济学院冲破了这段时间的“沉闷”。

     （五）邹恒甫的出现

      1994年6月18日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令人振奋的，除成立大会本身的重要意义外，还有邹恒甫教授的出现。当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向大家介绍其弟子邹恒甫也来参加大会时，我还不很了解邹教授这次回母校武大的意图，后来当我了解得越来越多时，我非常羡慕武大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一位研究生。邹教授回母校办学的义举，不仅直接惠及武大，而且使全国经济学专业研究者普遍受益。我们近在武大身旁，可谓受益多多。我院许多教、研措施如办双学位(试验)班，采用原文教材，师资培养提高方案及有关学术活动安排都与邹教授有关。在此，我想起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应用概率论教授周元焱先生曾对我说，他在海外能做的工作充其量是“立言”，而我们及早回国的人是为祖国“立业”。我想邹恒甫教授现在做的工作既是“立业”又是“立言”，谁不羡慕！

      邹教授本人的学术成就也很可观。他毕业于武大经济系，也算是学文科的吧，然而经过留学期间的自我努力，学贯文理，是我们的好榜样。(从我校经济管理学院毕业的Indiana大学石寿永教授也是个榜样。)我的意思是，经济学需要文理贯通的人才，我们的教师也好，研究生也好，要随时做好准备，需要“文”时就补“文”，需要“理”时就补“理”。我认为发展经济学必然十分关心中国经济问题，而中国经济问题里就埋藏着深层的“文”内容，需要我们去认真补修；另一方面，数量经济学顾名思义，自然有很多的“理”的成份，但也还会遇到需要用更多的“文”的问题，要求我们去补修。不必多说，当前的矛盾，主要是偏“理”的要去补“文”，偏“文”的要去补“理”。

     （六）向研究型学院方向发展

      1998年以后，我们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目前还处于硕士和博士生规模齐头并进的阶段。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济全球化，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影响下，立志于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培养重点必定逐渐移向博士生。为此，我院必需发展成研究型的经济学院。到那时，课程内容，授课方式，课内外时间分配必有重大变化，预见到这一点，就要及早做好人才需求准备(要加以研究)，人才需求争夺的局面很快要到来。

      发展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长远结合，并以中国经济问题为融合(汇合或磨合)点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树立的一个标帜？有了鲜明的标帜就能在人才需求竞争中取胜。

     （此文写于2004年，现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