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日到26日，东莞裕元鞋厂工人罢工，历经20天，规模最大时达5万人。此次裕元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厂房长期以来对工人五险一金缴费不足，但是引起罢工的原因要复杂很多。回过头来看这次罢工，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1、从裕元罢工来看，当前劳资矛盾和我国的工人阶级处于什么状态?

　　2、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维稳的框架下依法处置这次罢工事件，但却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逐渐壮大，工人新的阶级意识也正在形成。裕元罢工是典型的代工私企中劳资矛盾的反应。在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以后，很多企业从事跨国品牌公司产业链末端的代工业。因受跨国品牌公司和代工企业的双重剥削，在这类企业中劳资矛盾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形成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主体是打工者，2013年总量已达26894万，其中31.2%从事制造业，22.4%从事建筑业，80后新生代打工者占46.6%。这支为谋生进城打工的打工者，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裕元罢工事件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个群体。

       这一代工人本身就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他们已没有父辈的那种基于翻身感对党的热爱，绝大多数也没有经历国企改革所承受的利益受损和失落。农村有限的土地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讨生活，同时也是用自己的打工经历来重新认识这个社会、政府、企业和自己。正像一位裕元的工人所说，他们追求的是：

　　“我们只想有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

　　然而，多年打工的经历却使他们从满怀希望与热情，走向失望：

　　“我在高埗呆了十五年，一直在裕元，说实话，对裕元厂，对高埗镇有很深的感情。”“高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裕元厂就像我的家，对很多工人来说，这是一种很真诚朴素的感情，曾经我们身为裕元人而倍感自豪。”“可是，裕元，高埗，你们拿什么来让我爱?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在这里了，可是当他们老无所依，难道他们真的只能活在新闻联播里?”

      裕元这次罢工虽以企业在社保缴费上的问题为由，但却是多年在工厂内所受的压迫、侮辱和利益受损在情绪上的总爆发。选择社保缴费问题是因为最具法律正当性，资方难以否认，地方政府也难以用维稳来压制。从整个罢工过程来看，工人们最大的动力是出于长期累积的对资方的强烈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工人虽然从生产关系上来看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不具备作为阶级的集体意识。按照阶级意识的定义：第一，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明确把自己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第二，利益意识，对自身的阶级利益有明确的认知，意识到自己与其他阶级在利益上的差别;第三，合作意识，对本阶级共同行动的目标和一致行动的策略、能力等具有明确的认知;第四，冲突意识，对维护本阶级相关的权益免受损害而集体抗争的对象具有明确的认知。过去，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由共产党代表，由政府的政策规定。而这一代从农村走入城市的工人，还只是装在企业这个麻袋中的马铃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只是为个人利益打拼的个体，有的还怀揣着有了钱自己开厂开店当老板的梦想。对在工厂里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许多人只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部分工人以跳槽来应对，个别的甚至以自杀来表达自己所受的屈辱，对大多数人来说，对现状只能忍和接受，很难形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形成这样一次5万人规模、历时20天的罢工，非常不易。

     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一开始对于政府和工会组织仍寄予希望，因为五险一金问题厂方明显违法。但是，政府和工会对罢工的处置反而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被认为是资方的保护者，从而劳资矛盾进一步被引申为劳方与政府的矛盾。这正是这次罢工值得深思的地方。

      现行发展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力增收作为第一位，由此在工业化和劳资关系展开的过程中，立场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而不是在劳工一边，成为我国私人企业能以采用损害劳工权益来获利的重要政治条件。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国家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要求越来越明确，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基本的行为逻辑与偏向资本的立场并没有变，通过牺牲征地农民、工人的权益和环境来维持相对有利于资本的投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劳资矛盾发展到今天，政府负有重要责任。

      现行的发展模式已造就了新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发展和维稳的框架遮蔽了这种阶级矛盾，从而使地方党委和政府找不到妥善处理劳资矛盾的立足点。

　　这次裕元罢工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的劳资矛盾。无形之中，工人们的思维与话语已上升到阶级矛盾的层面，并潜在地认为在我们国家，政府应该站在工人一边，希望政府能认识这种劳资矛盾，能够理解工人的立场，帮助建立工人们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建立劳资两利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罢工工人们既有具体的提高待遇和维护社保的权益诉求，也带有超出具体权益诉求，基于阶级矛盾对建立一种新的劳资关系的期待。正因如此，在罢工之初工人们对政府抱有期待。

　　而地方政府就事论事地依法处理罢工事件，实际上在维权背后掩盖了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用维稳抹杀了工人们追求更为合理的劳资关系的正当性。在罢工被认为是不稳定事件的情况下，一旦动用强力部门，采取强制性措施，必然会与坚持罢工的工人发生冲突。这种做法，很自然就被工人们看作政府和地方工会不是站在工人一方，而是站在资方一边，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就难以避免。

      这次裕元罢工虽已平息，但这次罢工已在劳工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深圳一百多个著名企业的1200名工人今年五一所发出的公开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

　　“人生最黄金的岁月，我们都在深圳度过，除了春节这几天，我们能回家乡品尝天伦，找回做人的快乐。其他日子，我们就像这个城市可以随便更换的零件。这个城市让我们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对法律的信心，纵然它美丽繁华，却充满着不公平。东莞裕元的工友们因为社保的欠费问题提出抗议，其实我们在深圳遇到同样的处境。……我们来自深圳不同的工厂，有些是国内模范，享誉国际，代工的品牌也是国际知名，然而，我们的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却有很多根本没有购买……。”

　　——来自惠科、宝德、奇利田、龙基、华为、富士康、哥士比、高科、英宝、力嘉等101家工厂的1200名工友

      无论是从裕元工人们在罢工期间的QQ群聊，还是深圳1200位工人五一的公开信，都表明他们在开始界定自我认同、自我利益、要维护自我利益所须抗争的对象，以及在抗争中学习形成合作意识。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自我形成，它超越了执政党现在使用的改革、发展、维稳这些话语和框架能够包括的范围。现有的政治体制安排，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政治协商制度，都没有能够把这个已经形成的、应该作为党的执政基础、国家主人的阶级包容到体制内，在体制内形成合作主义政治，在形成阶级分化的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社会团结，更不要说巩固工农联盟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裕元罢工平息了，但是作为检验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发展模式，突显出劳资矛盾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它表明在我国阶级矛盾已发展起来，并有可能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对现有的体制、理论、发展模式构成挑战。邓小平曾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而且一出就是大乱子。或许这才是从这次裕元罢工事件中所应引起的思考。

对原文有所删减，原文见：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6/3220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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