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4日，在北大校庆所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责部分大学教师成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5月5日《新京报》）。同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表示，“我不担心香港高校抢生源，但没有一流老师我很着急。”（5月5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两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一个指责部分大学教师成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受到严重影响；另一个忧虑一流教师不足认为。应当说，这是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个普遍现象。

纪宝成把学术大师难出归因于“大学围着市场转”，这无疑是正确的。曾任云南大学校长的吴松在其《大学正义》里指出，客观上市场经济的确对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和实用主义的行为取向，也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的学术与教育带来消极影响。

事实上，正是在市场的影响和渗透下，大学开始变得世俗化，大学精神开始式微。正如学者所言，中国的大学更像政府机关，拥有太多的机构、太多的官员、太多的会议和太多的文件，管理运行机制几乎完全行政化；大学还像是职业培训中心，只要有钱，什么班都能办，什么课都能开，迎合时俗，舍本逐末，办学行为带上浓厚的功利化色彩。今天的大学，更多的是在谈经费、谈位置、谈机构、谈级别，而对大学本质特征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却很少关心。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一流教师不足，一些大学教师充当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为金钱鼓与呼，放弃学术理想和追求，实在是大环境使然。在喧闹、狂躁、轻浮、急功近利、追求时尚的大学氛围里，一些大学教师放弃“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准则，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利益追逐者，也在所难免。显然，正是在市场的侵蚀下，大学里的一流教师不足、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科研受影响。

因为忧虑一流教师不足，许智宏主政北大后为之进行了两次改革。一次是1999年9月，北大启动“岗位聘用制”，教师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拉开了17倍，最高岗位津贴一年有5万元。另一次是2003年5月中旬开始的一场开放式改革，提出了一揽子新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措施，改革方案推出后，迅速在校园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同1999年利用“经济杠杆”拉开教师待遇一样，2003年的北大改革也同样是引入竞争手段。对于2003年的北大教改，当年的《读书》杂志曾进行了一场现场讨论，其中《视界》主编李陀的发言是：现在很多改革方案，明显有把大学变成企业的倾向，大学里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但是大学里的竞争与企业的竞争不能等同，学校不能简单引进市场竞争那一套，如果教育产业化，会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灾难。此话尽管略显过激，但不无道理。

而对于北大教改方案，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更是用“先是赞同、接着愤怒，最后失望”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并提出现在大学的根本问题是行政本位，加上不良学术评价体制，长期的行政本位，使教学和科研成为附庸。时任北大教授的张鸣也认为，教师完全是处在被管的位置上，行政管理强势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才是影响科研的关键。

“大学围着市场转”已经是当前大学无需争论的问题，而引入企业竞争机制，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对大学改革不是没有道理，但这无疑会进一步加重“大学围着市场转”。而大学行政本位的管理方式对科研的致命影响，却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变。纪宝成指责一些大学教师成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许智宏忧虑一流教师不足，归根结底，是如何抛弃大学的功利化取向，而大学的任何改革，都应该离“市场”远一点。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htmlnews/20085584640284206096.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8-05-05/0523154764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