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深圳一家雇佣童工的企业被查办了。记者探路在前，执法人员包抄在后，成功“解救”41名童工。他们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收到。吓得瑟瑟发抖的彝族孩子，被押送出来——绝无扭曲夸大，事实是执法人员分路包抄，防止有人逃跑。

好心记者上前和几个女孩攀谈。她们没有抱住叔叔的大腿痛哭控诉，而是十分警觉，异口同声说自己17岁或者18岁。这些孩子不明白这些人是来“帮助”他们吗？

我想，正是因为明白，他们才感到害怕。他们宁愿挤在集体宿舍，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也不愿被遣回老家上学从事农活。这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声称同情童工的人不明白，工厂五块钱盒饭比山里大部分孩子的伙食还要好。一个月2000元工资确实不多（略高于深圳最低工资），却远比他们父母在山里赚得多，并且大部分可以存下来。

有位童工说：“出门前，爸爸妈妈攒了好几个月的钱，才凑够500块的路费。本来说一个月有2000块工资的，但现在就这样回去，很对不起他们（父母）。”满怀正义感的执法人员一举冲入，捣碎了他的希望。

很多人痛恨雇佣童工的企业，称其为“血汗工厂”。他们不明白的是，这些工厂并非童工的产生者，相反却是改善者。童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贫穷，雇佣者也非像批评者所称极力“榨取”，而是给他们发工资。这是一种持续性的改善。

工业革命以前，人们不会讨论童工现象，因为那时资本尚不发达，就业机会不像后来这么多。很多成年人终日忙碌都无法养活自己，穷人普遍营养不良，儿童的夭折率十分惊人。

随着经济发展，大量工作机会被创造出来，很多儿童有机会从事纺织、卖报、店员、学徒等劳动。这些童工的收入十分微薄，比起从前，却有相当大的改观。如果当时ZF善心大发，严令禁止雇佣童工，饿死者不知凡几。

很多人称这是历史，现代社会还让儿童谋生糊口是文明耻辱。他们许愿说，现在的儿童不该为温饱发愁，他们应当接受良好教育，ZF和社会都有这个责任。或许如此吧，我相信他们每天都在奔走号呼，现实的情形却是：贫穷长期存在，童工短期内无法消除。

他们宏愿达成之前，是不是应该尊重贫困儿童的自我救济呢？真正持续改善的动力源自贫穷者的劳动自救。满口同情爱心的人呼吁救济则罢，何苦不放一条生路呢？

我听到有位义士说：这些孩子该读书的年纪跑去打工，长远看要吃大亏，禁止童工是防止他们做出“不理性”举动。他说有数据可以支持，按受教育程度越高，将来人生不至于输得太远。

没有比这更自负傲慢的。你为他们做人生规划时，可曾体察到对方的现实困境和眼前迫切需求呢？你到街上问问那些农民工，为什么如此“理性地愚蠢”，为几个小钱，不好好读书，也不接受职业培训，就跑到工地扛沙包，能有什么前途！是这样吗？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总觉得比当事人更懂人生，比他们父母更关心孩子。

禁止童工不会让穷孩子的境遇变好，只可能变糟。一方面它断绝了大部分适宜儿童的就业机会。在餐饮、手工制造、服务行业、部分流水作业等行业，很多企业摄于法令不敢招募童工，儿童被挤压到黑暗繁重的角落。

我认识一个少年时代就工作的姑娘，她原本在洒店做传菜侍应。后来酒店被举报罚款，要将她辞退，这姑娘请求继续工作——经理只能让她去厨房从事辛苦的洗碗工作。禁令的效果就是使优秀企业无法和童工缔约，童工成了黑工。

禁止童工的另一效果是，压低工资。胆敢违抗法令的企业毕竟是少数，贫穷孩子却不会因此骤然减少，童工过剩供给使得企业能极力压低工资水平。此次新闻，彝族少年被“解救”后如果再找工作，能找到更高工资的职业，恐怕就难得多。

如果法令严格执行，童工完全禁绝——注意，不是贫穷儿童消失，而是找不到工作，则可能滋生其它社会问题。香港富豪黎智英就曾回忆自己做过月薪60港币的童工，“（如果当时）找不到工作糊口，要不是饿死街头，我便大有可能铤而走险、作奸犯科了。”

这种情形在中国也有印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青少年流氓成为城市治理的严重问题。九十年代起，这种现象基本消失了。繁荣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经济，将大量失学辍学的青少年吸收为财富创造者。这样的人生轨迹对深陷贫困的孩子来说，未尝不是不幸中的幸事。

经济学家阿尔钦曾问，我们是否应该购买非洲童工生产的毛衣？答案是：应该购买。假使你有愿望、又有能力救人于水火，那不妨购买童工生产的商品。童工产品并非罪恶，那是他们参与社会分工，创造价值的体现。当一贫如洗的童工开始积攒一点钱，他们会寻求更好发展。

经常听到一些人张口就谈：童工是现代社会的耻辱，禁止童工是文明国家的通行原则。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定义“文明”或者“野蛮”这些词。童工的另一个名字叫贫穷，这不是耻辱，而是历史现象，没有办法因为你厌恶而自动消失。

“文明”却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用它来评判这件事，我的最低标准是：允许个人自救谋生。文/菁城子